抗战语境：战士尼采
抗战爆发后，陈铨的尼采研究一度中断，三年后才又在《战国策》《今日评论》等刊，连续发表了《尼采的思想》《尼采心目中的女性》《尼采的政治思想》《尼采的道德观念》《尼采的无神论》《尼采与红楼梦》等系列文章，迎来了其尼采研究的第二个爆发期，但同时也引起极大争议，并遭到左翼文化界的批判。
首先，陈铨依然立足于尼采学说中“文化”与“人生”，几乎对尼采所有重要名词、俗语、概念，以及一些颇遭非议的观点等，都进行了逐一解释，进一步从学理上作深入研讨，细化了此前未及展开的具体问题。
在总论《尼采的思想》中，陈铨详细考察了尼采从“艺术时期”“科学时期”到“超人时期”的思想演变过程，认为“超人”就是“理想的人物”“人类的领袖”“社会上的改革家”和“勇敢的战士”[28]，是尼采“苦心孤诣”寻求的“新理想”：
他的超人，要肯定地接受人生；抱乐观主义；有积极的精神，充分发展他生命的力量；伸张他权力的意志；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聪明，他知道怎样支配人类世界，打开崭新的局面；也（他）喜欢战争，时时刻刻他都是一员勇敢的战士；他没有死亡的恐惧，因为他能够战胜死亡；他是整个人类生命的象征，他是世界文化进步的标志。[29]
《尼采心目中的女性》等分论性的文章，则对尼采一些颇有争议的观点，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和独到合理的解释。陈铨认为，尼采初期受叔本华影响，“对女人发表了许多可怕的议论”，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像叔本华那样憎恨女人，有“追求女性的热情”，对她们“还是很尊重”。至于“你到女人那儿去吗？不要忘记你的鞭子”等极端之论，虽不无“偏激”，但他“分别男女的不同，划定双方的责任，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见解”[30]。对于尼采无情攻击怜悯、同情、友爱等传统美德，名之为“奴隶道德”，陈铨认为尼采“反对传统道德规律，最大的原因，就是它违反自然，压迫生命的活力”，人类若想“创造更美满的人生”，应该“建立一种更新的道德”，所以尼采推出了他的“主人道德”[31]。而对于尼采令人震骇的“上帝死了”的宣言，陈铨则溯源考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化和哲学中一直有“人类”暗暗与“上帝”较劲的“潮流”，实际上，“从笛卡儿起，上帝已经一部分一部分的死掉了”，尼采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尊严”，第一位“正式宣布上帝全部死掉”的最勇敢的战士[32]。
其次，陈铨所有的尼采论都不离抗战救亡这一时代主潮，带有强烈的主体色彩和现实针对性，充分发挥了尼采哲学在战时的文化启示和精神鼓动的积极意义，表现出浓郁的爱国情怀和救亡的迫切心情。
在陈铨看来，日本侵略者就是要消灭我们的意志，把我们变成奴隶，生存的险境逼迫着我们首先要求得“生存意志”，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主人道德”则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他写道：
照叔本华的哲学，生存是人类最强烈的意志，照尼采的哲学，权力总是需要意志。为着权力意志，人类尽可以抛弃他生存意志。而且人类之所以伟大，生命之所以有意义，也就在人类有摆脱生存意志的勇气，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一个民族，完全受生存意志的支配，甚至奴颜婢膝，忍耻偷生，不能摆脱死亡的恐惧、牺牲一切，以求光荣的生存，这样的民族，根本没有生存在世界上的资格。[33]
民族危亡之际，如果人人“抛弃人生，逃卸责任，奴隶牛马的生活，转瞬就要降临，假如全民族不即刻消亡，生命沉重的担子，行将如何负担？”而尼采哲学“是否还有意义，就要看我们是否有鉴别的能力，更要看我们愿意做奴隶，还是愿意做主人，愿意做猴子，还是愿意做人类”[34]。毫无疑问，应摒弃“传统的‘奴隶道德’”，“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35]。
在两篇《红楼梦》研究文章中，陈铨则以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来观照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认为尼采高扬“生命的力量”，“绝对乐观绝对肯定的人生态度”，烛照了叔本华、曹雪芹悲观退隐，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所以“根据叔本华来看红楼梦，我们只觉得曹雪芹的‘是’，根据尼采来看红楼梦，我们就可以觉得曹雪芹的‘非’”。而在民族罹难、国家危亡之际，“到底采取曹雪芹的态度，还是尼采的态度”，就是“社会文化上最严重最迫切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文化必须要进步，人类必须要超过，这是六十年以前，尼采对世界人类的呼声。对于现代的中华民族，这一种呼声太有意义了。尼采的思想固然有许多偏激的地方，他积极的精神，却是我们对症的良药。”[36]
总的来说，陈铨“战国派”时期的尼采论最明显的特征是融学术阐释、现实批判和文化反思于一体，把强烈的自我意识灌注其中，突出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在抗战建国、民族复兴中的现实意义。通俗地说，陈铨认为，在敌人兵临城下、屠刀在握之际，中华民族别无选择，必须要有“力量”“意志”，成为勇敢的战士，打败侵略者，并在战争中荡涤民族文化之弊病，创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真正做自己的主人。
陈铨曾说，尼采“用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力量”与“悲观主义”作战[37]，而他则以这样的姿态参加到文化抗战之中。事实上，抗战期间，陈铨的其他作品（如戏剧、小说）也一样不离抗战救亡这一旨归。我们知道，其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自学生时代以来一贯如此。
无可否认，陈铨抗战中的尼采论说的学理性有所退化，个人发挥的成分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一是现实条件（如参考书缺乏、生活不稳定等）不允许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二是在民族生死关头，热血冲动，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救亡热情，往往纠缠在一起，尼采的学说和自己的想法，难分轩轾，从而也留下被诟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