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语境：启蒙者尼采与极端者尼采
中国第一波“尼采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事实上，当时欧洲舆论多认为尼采应为“大战的爆发负责任”[10]，尽管中国文化界也留意于此，如蔡元培就谈到尼采的“强权主义”为“德国贵族的政府所利用”，高唱“德意志超越一切”，终演成“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11]，但是这无碍一代“新文化”人对尼采的满腔热忱。
因为传播者瞩意的是尼采“发为奋迅激烈之辞，大声疾呼，以自暴其志，而不顾人之是非”，“其言足以厉颓俗”[12]，能“救济”国人“乏进取之勇气”“少创造之能力”“卑屈”“懦性”之“顺盲”习气[13]，其“倡言超人哲学，鼓吹英雄主义，赞美力之享受，高唱人格之权威，宣传战争之福音，而欲导现代文明于新理想主义之域”，“颇能起衰振弊”，“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14]总之，尼采是“一片奇异的‘山水’，一夜的风雨，启发我们，警醒我们”[15]，而可能存在的危险，往往被忽略或淡化，甚至为之辩护道：“宗教之徒，愿谨之士，牖于偷安之习，伪善之说，浸染既深，罔自解脱，一闻尼杰之名，辄以危险思想目之，而利其堙没弗彰，斯实最可痛惜者也。”[16]
简言之，“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立场是当时国人接受传播外来思想的基本态度，尼采学说乃是一种“改良生活，求得真理”的“工具”，“挑了些合用的来用，把不合用的丢了，甚至于忘却，也不妨”[17]。无论是作为思想解放、启迪民智的他山之石，还是作为重估传统、再造文明的思想方法，抑或是一种学术思想，尼采其人其说受到了普遍的肯定，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沈雁冰等一代文化巨子，都曾在尼采那里驻足流连，沉思吟味，或述或译，甚至也或多或少濡染了几分“超人”气息。
陈铨同样在中国启蒙语境中遭遇尼采。清华时期，可能已初步接触尼采，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尼采的导师叔本华，而深入研读尼采，并发生浓厚兴趣是在德国。前文已及，陈铨在克尔大学选习了克洛那教授有关尼采的课程，此后，其学术兴味、个性气质，乃至人生命运均与尼采结下难解的因缘纠葛。
陈铨首次论涉尼采也是在德国。令人意外的是，其笔下的尼采，既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者形象，也不是抗战时期他极力推扬的鼓吹权力意志、充满“超人”“力量”的战士，而是认为宣扬“超人主义”的尼采，叛离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是一个无视启蒙理性精神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1931年10月，陈铨在柏林大学参加黑格尔研讨会后，在寄示国内的报道中第一次谈及尼采：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盛行一时，唯物主义渐次盛兴了，马克思打番天印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家传户唱了，基督教的势力，渐次站不住脚，尼采第一次发现欧洲的无神论，转而创造鼓吹提倡他“超人”的宗教了。……
欧洲的大战，正如一声霹雳，万壑齐开。由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加上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学说成功的尼采超人主义的流弊渐次发现，同时唯理主义，物质万能，科学万能的学说，也不能满足一般人心灵上的要求……[18]
在《中德文学研究》中，陈铨再次论及尼采。他认为，19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精神转了一个大弯：工业技术的势力，一天天地澎涨，世界也失掉了它的神秘，合理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成了绝对的伟大”，导致人类欲望极度膨胀，这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相谬，中国文化在德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最终“征服的胜利，换去他内心的本质。人类失掉控制他自己出产的能力，他自己变成了技术的奴隶。他的感觉变成机械，他失掉生命的全体。自然的破坏，就是人类自己精神的破坏。结果这一种进步，把人生弄得肤浅，最后演出空前未有的悲剧——世界大战”，而尼采就是这一社会潮流和思想倾向的代表：
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但是世界的开展，同时也就是人类的隔绝。人类失掉了他自己内心与全部外界的关系，只剩下了孤独的自己。这一种隔绝，结果就养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因为人类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驾驭自然界许多的事情，他相信他可以完全征服自然界，所以个人自尊自大的心理，也愈来愈高，从这一方面来说尼采的超人，就是极端的代表。[19]
无论是为了介绍黑格尔哲学在欧洲“中兴”背景，还是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在德国失去关注的原因，陈铨都是把尼采哲学作为反面证据——“超人主义”是欧洲现代文明危机的产物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极端代表，也是德意志文化畸变与民族主义情绪狂躁不安的表现。这表明身处德国文化语境中，陈铨是站在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立场，散发的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色彩和人文主义光辉。
事实上，陈铨此时对尼采的认知也是基于流行俗见的一般感知的印象，如把尼采哲学与“世界大战”联系起来，正是当时欧洲人普遍的看法。甚至有些观点也不成立，如认为超人哲学是叔本华哲学和达尔文主义结合的产物。这也说明彼时陈铨大概尚未及对尼采作细细考察和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