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艰难旅程
在陪都的经历，使陈铨逐渐认识到，大学校园才是适宜之地。当然，在重庆的日子，即使不如在昆明那样单纯，也并没有对他的个人生活造成直接伤害，只是后来这段经历成为他反复“交代”的历史，并因此屡遭排压。
重庆期间，陈铨的确在不同场合结识了朱家骅、张治中、张道藩、潘公展、陶百川、李辰东等官方人物，还曾向主管“中制”的“第三厅”厅长黄少谷提出，厂方应“招收新演员，附设戏剧学校”，以培养电影戏剧方面的后备人才，只是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此外，他还曾为了上演《蓝蝴蝶》，偕蒋复璁去见过朱家骅，但无论作为“审查委员”[25]审读剧本，还是著述办刊，无非是职业需要和专业特长，他根本未想夤缘攀附，主观上也无意与左翼为敌，甚至还曾有意迎合，创作了歌颂“游击队员”的电影剧本《不重生男重生女》。
实际上，作为成名的学者和有影响力的作家，陈铨的确是官方当局极力拉拢争取的对象，如李辰东、蒋复璁等人曾多次游说，劝其加入国民党或当局相关组织，但均被他毫不迟疑地谢绝。陈铨在重庆的交游，除了工作上交集的同事朋友，如黎锦晖、朱玉杰、张少甫、李鸿一等，主要是学界中人，且多为同学故交，如孙大雨、余上沅、梁宗岱，以及先后到重庆任职的林同济、杨西孟等人，其中过往最密切的则是二十多年的知交——向理润。
广州沦陷后，向理润随军方撤退到重庆，供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一度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厅长。这位威斯康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青年时代与陈铨一样满怀报国理想，同样善于撰文编刊。1941年3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创办的《军事与政治》杂志，即由向理润主编，陈铨因此在该刊发表《衣橱》《金指环》《文学运动与民族运动》《戏剧的深浅问题》《戏剧批评与戏剧创作》等一批作品。是以该刊也常被论者牵强地视为“战国派”的后续刊物，但其实是错会了。
我们知道，出身清华者，有不少到国民政府中任职，但一般皆以专业见长（所谓技术官僚），尤其是抗战时期，民族为大，国事为重，他们一般都谨言慎行，大抵不愿牵涉党派纷争，不少人以后都远离政治，甚至到海外谋生。陈铨熟识的就有顾毓琇、浦薛凤、王季高、洪思齐、王之、钟耀天以及清华同班的张彝鼎、陈之迈等人。事实上，无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从未听说陈铨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劣迹恶行，《野玫瑰》就是他的所有原罪，正如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交代”：“大家说到我的问题，说来说去，总是离不了《野玫瑰》。”[26]
陈铨没赶上《野玫瑰》在重庆首演的火爆场景，但后来经历《野玫瑰》两次规模较大的公演，地点都是“抗建堂”。第一次是1943年11月，演出团体是“中制”的“中国万岁剧团”，导演为“中制”厂长吴树勋，演员有钱千里、张辉凤、刘琦、陈天国、秦怡、宗由、王斑，其中秦怡、王斑参加过第一次公演。演出从11月11日持续到28日，其中在14日、21日、28日（星期日）都加演了日场，共演出了20余场。第二次是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演出的团体是“十四军政治部一四剧团”，演员有刘琦、王珏、陈莉、井淼、钱千里、房勉、罗扬等，同日《大公报》广告称《野玫瑰》“剧坛瑰宝、艺苑奇花、脍炙人口、中外赞誉”，并称陈铨是导演[27]。但照陈铨的回忆，前一次演出他并不知情，后一次演出是刘琦来找他商议上演权，实际上并非导演。
这两次演出，观众一如既往地热情，但重庆的舆论界、文艺界并没有多大反响，几乎闭口不谈。这很好理解，因为《野玫瑰》无非一部广受欢迎的国防娱乐剧而已，至于是不是美化汉奸，昭然若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无须也不便置言。事实上，批判《野玫瑰》的奥秘在昆明第二次演出时，当时舆论即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千万的观众都明白了解，为什么反对的人偏要歪曲事实呢”，“他们一定别有用心。嫉妒呢？仇恨呢？还是站在政治上某种立场，所以不容别人思想言论自由呢？”[28]的确，“站在另一种立场而立论”[29]是时人和今天的研究者都认可的一种解释。
前文中，笔者认为“嫉妒”是《野玫瑰》受攻击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有所本的。1947年，据《野玫瑰》改编的电影《天字第一号》风靡全中国，重庆有知情者旧事重提：
其实一般“剧作家”们攻击《野玫瑰》有“毒素”的原因很简单，陈铨把汉奸王立明[民]写成了一个“权力意志”很强的政治家，为了要满足他的“权力意志”于是在政治上不择手段去争取权位。“权力意志”是尼采的学说，陈铨在德国时曾研究过尼采的哲学，所以在剧中就写进了这一点，但照一般“剧作家”的意见，认为汉奸是应该写成鼻尖抹上白粉的小丑而不应该写成有血有肉的人物的，并且陈铨在剧坛上无藉藉名，现在一旦成名，多少有些气愤不过，于是以“有毒素”作为攻击的武器。[30]
重庆、昆明反对和批判的始作俑者也的确都是同行，如颜翰彤、石凌鹤、潘孑农以及昆明的范启新。陈铨自己一直坚持嫉妒说，陈雄岳曾回忆说：
《野玫瑰》发表后，为什么遭到许多人反对，说是汉奸文学。兄云这是他们不服气，认为他们在中国戏剧界搞了多年，他们才是专业人材，剧本应该在他们中间选出。今天竟落到一个教书人身上，对他们来说面子上太不光彩。因此，吹毛求疵，猛烈抨击。但是尽管他们如何批判，我始终不承认《野玫瑰》是汉奸文学。比如《三国演义》一书，不是把曹操写得非常有才能吗？但读了《三国演义》的人，谁都觉得曹操可恶可恨。《野玫瑰》写汉奸市长虽然凶狠有才干，但观剧的人看了剧后，决[绝]没有不恨汉奸市长的，我何尝是吹捧汉奸好？[31]
如陈铨所言：“等到看过演出以后，反宣传的效果反而无形消失了。”[32]但是，《野玫瑰》带来的冤屈，还是给他以很大的压力和深深的伤害。虽从来没有直接公开反驳，只是用李白的“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诗句表明心迹[33]，但却始终郁结于心，难以释怀，并在《嫉妒的批评》《批评与创作》《我的戏剧学习经验》等文中有所暗示投射，日后还有感而发，写下长文讨论“人类的嫉妒”的表现形态、产生原因和危害性[34]。
随着《战国策》《大公报·战国》的停刊，“战国派”作为一个所谓“派别”，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虽然林同济、雷海宗、何永佶、沈从文等，仍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在“时代之波”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相比之下，陈铨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不单是“战国派”，还是《野玫瑰》的作者，而且他就在重庆，还新办了《民族文学》。这多重的身份，曾经是他才学能力的表现，是他的骄傲，而此刻和此后，却成了他的“原罪”。
随着战争的深入，一切更加艰难，陈铨忙着谋生，兼遭受了舆论的压力，很难静下心来从事写作。重庆四年间，他只创作了《蓝蝴蝶》《无情女》两个剧本，以及几篇戏剧理论文章。为了应付外界的约稿，他甚至把已发表过的一些旧作，都拿来充数。1944年，陈铨出版了唯一的诗集《哀梦影》，其中大多诗作实际上是清华读书期间的旧作，新作寥寥，同一年，他从“中制”去职，从此基本放弃了文学创作和作家梦。
重庆四年，陈铨始终没有离开过大学校园，最主要也最认同的职业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英文教授，直到1946年离开重庆才去职。虽然主要教英文，但在课堂还是能发挥专业特长，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有学生曾描述道：“他以中等身材，长布大褂出所于讲台，满口流利的英语，讲完预定的教材后，有暇就谈点文学理论。因之同学都能马上抛掉倦意，提起精神来，细听他讲解”，“政校文艺研究会，得到陈先生的帮助更大！他常应文艺研究会的约请，作公开学术讲演，每次的听众总是非常拥挤”[35]，不仅讲过“京剧的舞台”“戏剧与人生”等文艺问题，还有“俾斯麦的外交”“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等跨界专题。
此外，陈铨还曾到其他机构和大学讲学，有记载的如在重庆“文化堂”演讲《民族文学运动试论》（1942），而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所讲《中国戏剧的特点》（1945）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陈铨在演讲中从中外戏剧的比较视野，总结了中国传统戏剧起源、形式和特点，指出中国戏剧表现手法上的象征性，“从婴儿到坟墓”的结构模式。陈铨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细节没有充分研究过，但其在中西文化视野作宏观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戏剧（地方戏曲）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节庆送祝等群体活动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和精神生活之一，所以它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和中国人的“人生观”的“最好的材料”和“可靠的根据”[36]，这是很有见地之解，好几家报刊曾先后转载。
陈铨曾跟后人谈到在重庆的一件颇为得意和自豪的事——担任“译员培训班”的英文教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急需大量英文翻译，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夕，需求量更大，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组织下，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皆开设有多期“译员训练班”，据称共培训了五千名以上“译员”[37]。1944年开始，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也办了多期培训班，主事者是供职于军事委员会的清华校友何浩若和向理润，陈铨则应邀担任了几期训练班的英文教员。据其所述，“中央训练团”培训班的英文教员可不好当，就有教员被学员轰走了，而他则顺利圆满地完成了译员英文课程的培训任务。
一些迹象表明，因为遭遇大批判和误解，陈铨时刻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主动远离是非，除参加过“德奥瑞同学会”，他在重庆未参加过任何组织和活动，更大有不谈政治的自觉性和警惕性。他的学生曾描述道：“最近，陈先生正在潜心著作，平时不愿意谈现实问题，只希望胜利后，中国的学术能够大放光明。”[38]。
陈铨在重庆期间最开心的事，大概是得有机会多陪伴妻儿，享受天伦之乐。虽然妻子仍需带着光还、光群在江津白沙镇生活和上学，但两地很近，来往方便，有时他也会把家小接到重庆住一段时间。看着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健康成长，也许是他最大的安慰和快乐。陈光还回忆道：
大约是1944年暑假，我7岁，光群哥8岁，母亲和我们住在江津白沙镇外祖父家，指定给我们住的地方叫作“石猪槽”，暑假中父亲回到白沙，一家人难得聚到一起，父亲拿出《唐诗三百首》，要我们每天背诵几首，我们从字数最少的五言绝句一直背到《长恨歌》，假期结束了，父亲要回重庆，临行前说我们学得不错要奖励，我们眼巴巴地望着，结果他拿出一个小木箱，上面印着四个大字《双手万能》，里面是一套小孩子用的木工工具，这真是别具一格的奖品，我们既兴奋又高兴。[39]
战争和国难中，大家都饱受煎熬，苦苦支撑，在忍耐中期待，但对陈铨而言，有劲使不出的体验和感觉，可不大好受。就这样，他在重庆度过了不免有些郁闷和憋屈的四年，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日寇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颅。这一天终于到来！我们无法确知当时陈铨的反应，但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一定让他欣喜若狂，不能自禁。此时，陈铨已是略显沧桑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