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观如何形成

“天才”是抗战时期陈铨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语和意象，无论是论尼采、叔本华、易卜生、歌德、席勒，还是对德国狂飙运动的解释、“民族文学”的理论建构，皆是如此，长篇文论《文学批评的新动向》的核心思想就是呼唤时代的文学天才。按陈铨自己说法：“天才就是英雄。”^[67]因而其论天才就是论英雄。

陈铨的“天才”情结由来已久。从富顺的“神童”，到吴宓当面许为“天才”，以及同侪的激赏，显然给他极大的心理暗示。在早期的文章中，陈铨就喜欢用“天才”一词：“有天才之诗人”；“有绝顶天才的文人”；“他有这样的天才”；“杜甫的诗，一面天才很高，一面学力又很深厚”；“但是许多诗人，没有超逸的天才”；“大部分天才向旁发展”；“吴君之天才”；等等。

保罗·康纳顿认为，“个人记忆”“定位在并且涉及个人的过去”，“这些记忆申述在我们的自我描述中扮演了突出角色，因为我们过去的历史是自我观的重要根源；我们的自我知识、我们对自己性格和潜力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看待自己行为的方式”，个人则通过这种记忆，“获知有关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份”^[68]。希尔斯也认为，“个人关于其自身的形象由其记忆的沉淀所构成”，“只有把他过去的信仰和过去的经历保存在记忆中，个性的稳定才是可能的”，“他的自我认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现在对其过去的认识”^[69]。

由是观之，从幼时开始，“天才”已逐渐成为陈铨认识世界、自我认同和人生实践的标准，并在意识、潜意识中发酵滋长，进而影响到他对历史和人世的认识。1924年，陈铨在日记中抄录了写给同学信中的一段话：

历史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名人列传，因为中国素来是专制政治，一个时代的治乱，多半只关系几个人心理的变迁，换言之，就是中国的历史，大部分是中国少数英雄豪杰造成的。我们现在最好读《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廿四史中著名人物的列传，对于一个时代情形，一定可以知其大概。^[70]

令人难以置信，英雄史观竟有如此清晰的表述。十几年以后，他未必还记得这事，但写作《论英雄崇拜》时又下意识地信手拈来了“天才”记忆：

一部廿四史，里面的记载，大部分都是民族的英雄；诗歌小说戏剧的主人翁，也多半是济困扶危的剑侠，出口成章的天才；至于民间的传说，宗教的对象，往往把许多历史上的英雄，抬高到天神的地位。中国的历史演义，毫无疑义地是以英雄为中心。^[71]

显而易见，陈铨的天才情结和英雄史观在学生时代已初具雏形，但这种读史阅世的感性认识，还需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碎片到整体、从直觉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和契机。陈铨深研德国文学和哲学，通晓各家如何理解“天才”，最终让他找到了构建理论的方式。那么，抗战时期，陈铨究竟为何提倡英雄崇拜呢？按照他自己的行文逻辑，其目的在于批评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不能“英雄崇拜”，在外敌入侵的民族危机下，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

在陈铨看来，“中国今日士大夫阶级，无人格，无信仰，虚伪矫诈”，“满口的自由独立，满肚的奸诈邪淫”，“抗战以来，中国的武人，在前线都有可歌可泣的功烈，中国的文官，却在后方极尽颓废贪婪的能事”。他认为如此“流弊”的根由不仅在传统，更在于“五四运动以来个人主义的变态发达”：“中国士大夫阶级”本已腐败透心，对英雄领袖“不是反叛，就是谄佞”，五四运动则“进一步使中国士大夫阶级更加腐败”，彼等不是明目张胆地拾摭“新名词”，“作反叛嫉妒自私颓废的工具”，就是“阿谀逢迎奴隶服从”，作“冒牌英雄崇拜”以“自私自利”。

陈铨的结论是，“经过二十年反对英雄崇拜的近代教育，经过千百年传统的腐化陶养，造成了中国今日士大夫阶级的末路”，而“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就是：“怎样改变教育方针，怎么打破中国士大夫阶级腐化的风气，怎么样发扬中国民族潜在的精神，怎样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72]

虽然英雄崇拜说与雷海宗的“无兵的文化”论、林同济的从“大夫士”到“士大夫”蜕变论、贺麟的“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等皆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反思，同样也期以在抗战建国中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和国民精神，但陈铨的理论究竟不同，尤其对五四的否定让人难以接受，如贺麟所言：“尤其不能令人同意的，就是他似乎认为英雄崇拜和民治主义是相反的。”^[73]这也是其遭到批评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