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京大学
1952年6月至9月，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打破1949年前照英美模式构建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造成完全效仿苏联模式。其主要措施为：裁撤私立和教会大学，高校改为国家事业单位；教学组织、课程、教材等完全仿照苏联；大力发展实用性工科专业，人文学科受到极大限制；办学权力统归教育部，高校教学的自主权受到严控；重新组合全国的高校、院系、资源、师生，并进行持续的思想改造，以全面祛除民国大学的影响和传统。
“调整”后的同济大学，变成了以建筑土木工程为主的单一性工科大学，外文组与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合并到了南京大学，重组为“西方语文系”（下称“外文系”）。不知是组织上安排，还是主动请缨，陈铨被调往南京大学。1952年9月，离开同济大学前，陈铨在《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之“何种专长与技能”“通晓何种外国文字”栏工整地写道：“德文及德国文学，英文及英国文学”，“英文德文均能笔译，比较长于外文译成中文，两种文字均能口译，均有实际经验，英文实际经验较多，现在学习俄文，已学三月，程度甚浅”。
1952年深秋，陈铨携带家小，大包小箱登上沪宁线火车。陈光琴曾回忆：“我依稀记得在一个有风的夜晚，我们全家迁移到南京，被一群打着欢迎横幅、敲锣打鼓热情洋溢的师生迎进南大校门，此后，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南京大学。”[5]刚到南京大学，陈铨比较受重视，担任外文系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学校给他安排的住处是平仓巷5号洋房的二楼，此处环境优美，有宽大的庭院，校长潘菽就住在隔壁的3号房[6]。陈铨也早已拟好未来的工作计划：“除教学外，目前适合翻译外国小说戏剧工作，将政治水平提高，再从事写作”，并特别提到要将《浮士德》“译成中文”，“加以详细的解释”。
陈铨以为自己学习改造得认真彻底，甚至还为此自学了俄语，准备在新岗位大展拳脚，展现才华和能力，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初到南京，他也是满怀希望和热情，时常领着家人四处访古探幽，跟儿女们讲到1923年如何与贺麟、向理润参加东南大学暑期学校，以及留学归来又到南京的情形。光群、光还已上中学，光琴上小学了，胞弟陈焕章一家也随他从同济大学到了南京大学，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平时来往较为亲密的同事，不少是清华校友，如曾远荣、黄川谷、仲崇信等教授，在外文系则与柯象峰、张威廉、何如等比较谈得来。其中与陈铨最密切的是院系调整中，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调入南京大学的化学系陶桐教授，只是1958年陶桐又奉命调到江西南昌大学，两位已近于亲人般的同学好友，从此天各一方。
南京大学的头几年，陈铨的教学研究工作还比较顺利。作为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他热爱教学工作，关心爱护学生，编写教材讲义，课余还翻译了不少德语文学作品。每年德文系学生毕业，他还会组织学生排练德语话剧，举行毕业汇报演出。其中交往较多的学生章鹏高（中山大学教授）曾写《记业师陈铨教授二三事》，深情回忆了陈铨从生活到学习对他的关心和指导，如何教德语和翻译，如何教授“德语戏剧”课，如何讲霍普特曼、席勒、布莱希特的戏剧，文末写道：“回忆业师陈铨教授解惑种种，依然书香可闻。我是他的‘学生’，却非得以窥其崖岸的学生。他是我的老师，却非言必称‘希腊’，拉大旗作己皮的‘老师’。”[7]
虽然在学校层面受到重视，但作为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新来者，陈铨在外文系还是遇到了诸多不如意，如有意无意的排挤漠视，管理模式的不适应，翻译的作品无法出版等，尤其是他超强的业务能力和丰硕的成果，甚至也成为被嫉视的原因。而在他领衔的德语文学教研组，因为一些日常琐事而产生误解，以及教学上的歧见，还与少数同事产生了嫌隙摩擦，一时在外文系影响很大，如犹太裔女教师朱白兰（1904—1971，Klara Blum），以及廖尚果、贺良等。
陈铨与朱白兰是老熟人。1947年，朱从欧洲来到中国上海寻“夫”未果，无以为业，潦倒不堪。1948年8月，有人向陈铨（时任同济大学德文系主任）推荐了朱白兰，陈铨知悉其经历后，欲聘请她担任德文系教授，并立即向教务长夏坚白、校长丁文渊打报告：
弟经人介绍Klara Blum女士，伊为Pen Club会员。此会在国际社会地位甚高，非负盛名作家不能加入。弟已参观其出版著作多种及其会员证书。伊对德国文学知识渊博，弟意如能得其来校教授三年级课程，则学生受益甚多，而德国语文系基础亦可奠定。唯伊此时无有宿舍，除非学校能供给一间，不拘大小，否则伊不愿接受。弟以此时人才难得，本系需要急切，务希吾兄鼎力设法嘱总务处，在礼查饭店或北四川路拨予宿舍一间，则本年度开课方面无困难也。至于待遇，弟拟用教授名义，月薪四百八十元。[8]
校方很快同意了陈铨的意见，并给朱白兰发了聘书，还一并解决了她的住房问题，可谓是尽心尽力，照顾有加。只是当年12月，朱白兰又到北京去了，仅在同济任教了一个学期。1952年，朱白兰又到复旦大学任教，1952年也调入南京大学。
据研究者称，朱白兰经历曲折坎坷、政治立场激进，因为“陈铨‘使用资产阶级的教材，向大学生宣扬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拒绝加入陈铨领导德国文学教研室，不参加教研室的会议。‘朱陈’之战延续了10个月”[9]。而据陈铨所述，他们“本来相处很好”，他还曾帮助朱白兰“辅导三年级文学选读”，但因为批评其“讲义选材不当”，“不能依照自己的方便”，“尽选外国人关于中国的东西”，两人“吵了一架”，“关系就不好了”，而陈铨上课时又对学生谈起此事，并埋怨朱白兰“出作文题太难”，朱获悉后大怒，此后两人遂“势如水火”[10]。
陈铨与廖尚果曾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同事多年，两人都讲授德国文学，本来关系“很友好的”。陈铨在复旦大学兼课期间，还多次到廖家做客，因为一次无意中“曾经对学生说：‘廖先生不是学文学的’，廖先生听见了非常生气”，他本欲“向廖先生道歉”，但终碍于面子而未说出口。一次德文教研室开会时，处境也同样不太顺意的廖尚果当面发难，陈铨“非常生气”，两人关系遂破裂。至于贺良则是因为当年离开同济大学时，对陈铨有一些“误会”，到南京大学后陈铨也无从“对他解释”，贺也借开教研组会时发难，矛盾进一步加深。
陈铨在“肃反”运动的检查材料中曾说，“其实德文组的不团结都是很简单的”，而在组织协调下，他主动去找贺良说明了原委，“一切就冰释了”，同时也公开向朱、廖作了解释和诚恳的道歉，德文组的矛盾亦得到了缓和[11]。1957年，朱白兰离开了南京大学，到中山大学德文系任教，同一年，廖尚果因为与外文系主任“相处得不愉快”，提出退休，随后蛰居苏州，两年后在上海病逝。
今天看来，这些本属个人之间因误解而产生的小小龃龉，在彼时的语境中，都可能关联上组织和政治层面，陈铨更是在检查交代中，将这些私人的矛盾误会，上升到“反社会主义”性质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