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战国派”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最著名的学案之一，其中尤以陈铨所遭误会曲解尤甚，连偶有涉及的西方学者也难脱窠臼。美国学者John Israel（易社强）在其名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中，骇人听闻地称陈铨是“联大唯一有资格”称为“法西斯分子（The Fascist）”和“法西斯剧作家（fascist playwright）”的教授^[1]。

从某种角度看，“战国派”和陈铨至今仍留下不少谜团。有论者曾说道：“《西方之没落》最突出的贡献乃在于文学意境和预测未来两者之间，史宾格勒此书之所以能成为本世纪的巨著之一，在于它可以当作一个时代的征兆、综合与表号”，其重要性“来自想象力丰富，及其主要的预言准确无误”，“道出现代人的抑郁”，“道尽二十世纪西方人对自己的历史前途所感到的悲观”，更使人“认识置身其中的时代意义”^[2]。斯宾格勒的中国传人雷海宗、林同济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历史掩埋，甚至连他们的爱国情怀也长期被无视。

有意思的是，时代朝着他们的预言而演进。二战之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两个超级大国诞生，东西方长期冷战，一一回应并印证了他们的理论和论断。有研究者别有意味地写道：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成为什么，而在于将要成为什么。“已成”是事实，“方成”是命运。命运无疑是比事实更为深奥和神秘的东西。它完全值得人们去思索一辈子。但真正做到这点的人却少之又少。为此之故，有意识地这么做的人便显得难得可贵，卓尔不凡。但谁又能说，战国策派的成员不具有这种值得称道的先知先觉性呢？！^[3]

对这奇迹般的“预言”惊叹不已：

林、雷二先生是在三十年前说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交战双方诸国都以联合的姿态出现，尚未成为二强对垒的局面。但战后情势便有变化，证明向着上述的预言进行。美俄两大强国对峙的局面形成……^[4]

1993年，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再次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更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事实上，亨廷顿与斯宾格勒、汤因比一脉相承，尝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世界的未来作前瞻性的解释。今天全球化已成事实，这是“战国派”诸人早已记挂于心的事情，如论者所言：“在民族危机已经解除之后，‘形态史观’可以免除其宣扬民族主义的政治使命而回归到历史思想的本色，焕发其对‘全球化’的解释潜力。”^[5]

即如陈铨的尼采论说、英雄崇拜等争议性话题，也令人玩味。实际上，尼采不断演变的学说，大概也是西方人对现代文明悲观失望和痛苦迷惘的文化镜像，而尼采凭借其敏锐的直觉和超人的天才，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勇气，断然宣布与“过去和现在”彻底决裂，自创了“可望而未必可捉，可然而无必然，因而也更加令人神往”的“超人”，给沉沦于空虚茫然、痛苦失望中的现代人带来了“一种诗意的憧憬，一种乌托邦的梦求”^[6]。这种天启式的神思感性，使每一个遭遇者不由得逡巡留恋。如贺麟所言，尼采“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有热烈爱好的读者”^[7]。虽然从批判陈铨开始，尼采的魅影渐渐离我们远去，但到了又一个启蒙时代，国人还是记起了这位震古烁今的奇异哲人，于是又一波“尼采热”重现于中国大陆。

无独有偶，直到今天仍有人大声疾呼，英雄崇拜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者强有力的精神武器”，是“民族信仰的源泉”，“一个具有英雄崇拜情结的民族永远蕴藏着昂扬向上、积极自信的深厚内力”^[8]。只是在陈铨看来，英雄崇拜更是一种个人的道德情怀：

英雄崇拜和奴隶服从是两样的。英雄崇拜，是由于诚恳的惊羡，没有利害关系存乎其间，奴隶的服从，则由于贪图利益，惧怕惩罚。换言之，英雄崇拜，是一种高洁光明的情怀，奴隶服从，是一种卑鄙浑浊的心理。^[9]

平心而论，卡莱尔也许是对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会有英雄崇拜”。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人类历史剧变中有生命力的中流砥柱”，无论你承认与否，世界的历史往往就是各类伟人们的传记^[10]，作为后来者，对那些真正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英雄，何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几十年前“战国派”的深刻洞见和良苦用心，证明了其历史的预见性，也决定了他们曲高和寡的现实命运。历史一再表明，思想和文化具有穿透时空的能力，给不同时代的人以启迪，而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知识分子的职责与担当，……是否仍是我们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陈铨、雷海宗、林同济诸人令人崇敬的不仅是思想学识，还在其文人合一和公德私德兼修的书生本色和人格魅力。陈铨曾评价闻一多道：“他救世心的纯洁，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疑问的。”这何尝不是为“战国派”、为他自己量身定制的墓志铭。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陈铨突出体现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个性精神，作为一个有强烈民族情怀的爱国主义者，他满怀激切的救世热情、参与精神和批判意识，其民族意识和社会改良的思想观念，历经多年，从未改变，始终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炽热的赤子之心，思考民族未来，渴望国家强盛。作为文学家，陈铨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了独具审美风貌的长篇小说和极富时代感召力的剧作，《天问》《彷徨中的冷静》《死灰》以及《野玫瑰》《金指环》《无情女》等优秀作品必将会得到应有的声誉而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以学术救国为己任的学者，他发前人之未发，《中德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贡献》等都堪称经典之作，尼采、叔本华等言说也是具有学理性、个性化的学术著作。1949年后，尽管遭遇不公平待遇，但他真诚地“自我改造”，尽可能以学术专长，为新中国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并翻译出《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这样的泽被后学的经典文献。

终其一生，陈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情怀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深具浪漫气质的小说家、戏剧家，同时还是一个卓有创见的学者、业务精湛的大学教授。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和现实遭际，见证了一代知识分子为个人理想和民族未来不断探索的心路历程、始终如一的求真精神和终被沉埋的悲剧命运，也映射了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风谲云诡、坎坷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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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Israel. 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64—165；148。

[2] 《西方文化的诊断者——史宾格勒》，第226—227页。

[3] 雷戈：《论“战国策派”的历史警醒意识》，《武陵学刊》，1998年，第5期。

[4] 《重印〈文化形态史观〉序》，雷海宗、林同济著：《文化形态史观》，台北：业强出版社，1988年。

[5] 单世联：《“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希望——“战国策派”的设计》，孙周兴等主编：《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二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0页。

[6] 林同济：《我看尼采》，《自由论坛》（昆明），第2卷第4期，1944年4月1日。

[7] 贺麟：《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89页。

[8] 欧清华：《英雄崇拜是民族信仰的源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3日。

[9] 陈铨：《谈英雄崇拜》。

[10] [英]托马斯·卡莱尔著：《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