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重演”
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
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抑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妥协、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
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测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他们不禁要投龟决卦而呼道：这时期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43]
引文是林同济的名文《战国时代的重演》的开头部分，“战国派”最有名的观点“战国时代重演”即出自于此。此说形象地反映了1940年前后国际时局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纵横捭阖，横行无忌，英法败乱，苏联自保，大洋一端的美国则犹豫彷徨，举棋不定；中国抗战更是如履薄冰，战场上节节败退，失地丢城，更随着汪伪政权的成立和滇缅公路（战时唯一对外通道）遭到封锁，抗战士气大受挫折，的确处在非战即亡或沦为奴隶的“战国时代”。
林同济如此见解，早几年已见雏形。1937年5月，他曾说道：现代世界政治是“一种空前的‘力的文明’的产品”，是“力的比赛，战的局面”，一个民族若不能成为“角色”，便只能沦为“牺牲品”[44]。抗战初期，再次重申“现代世界是一个大政治世界”，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这个竞争的根据，最主要的是‘力’，不是所谓‘法’与‘德’”，“是国力与国力的竞争”[45]。到了1940年，更有了现实依据，再加上其极具感染力的话语风格，是以“战国时代重演”广为流播，名噪一时。此文增改后，又重刊于重庆《大公报》，贵阳、香港、西安等地的报刊皆有转载。
“战国时代重演”一说不仅颇为契合中国的时局，也引入了斯宾格勒的学说。斯氏曾以中国的“战国时代”，例证欧洲大陆的文化冲突：
巨大冲突的时期开始了，我们自己今天正处于这个时期。这是从拿破仑主义到恺撒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普遍的演化阶段，它至少延续两个世纪之久，而且可以看出在一切文化中都有这个阶段。中国人把它叫作“战国时期”。[46]
雷海宗曾对“战国时代”一词颇有关注[47]，林同济则援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结合中国抗战现实，回应并发挥了雷海宗的观点。
林同济认为，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欧美等“自成体系”的文化，都要经过三大阶段：“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大一统帝国阶段”，每种文化虽是“独一无二”的，但却“表现出若干根本形态”，是以“历史会重演”。“封建阶段”是上下分明的等级结构，待其腐化堕落，经过社会革命，进入诸强争霸的“列国阶段”，列国阶段“个性焕发”，百家争鸣，最终一强胜出，又形成大一统，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宿命和必然。而时下欧美正在“表演战国阶段”，中国处在这个全球性“战国时代”，必须认清历史趋势，而“过去文化的历程可以给我们以警告，但不能决定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古老文化”是否可以获得新生，“要靠我们的眼光，更要靠我们的勇气与力行”。[48]而中华文化能否在生死歧路的“战国时代”获得新生，完全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怎样应对。
基于此，林同济认为，日本人的侵略“是强侵弱的程序中一大幕，它自始就充满了歼灭的决心的”，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没有第二途”，因为“歼灭战是无和可言的”。他厉言斥责卖国汉奸和徒抱幻想者：“汪精卫所称‘天下无不和之战’，对取胜战，可说的通，应用到这次日本对我的歼灭战，便是妖言误国。”[49]他告诫国人“不能战的国家不能存在”，“‘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行动的中心目标”，唯有如此，才有生机[50]。要言之，敌欲亡我，我欲求生，起而抗争是唯一选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讨论“左”“右”毫无意义。这就是林同济从“文化形态史观”得到的启示，也是“战国时代重演”的宗义所在。
众所周知，斯宾格勒最为人诟病的是“历史循环论”。既然一种文化如生物体般生长寂灭，新旧文化的产生与消亡，必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斯氏甚至绘制出时间表和路线图。早在1930年代，叶无法即批评道，文化的萌生既是开端，也是迈向灭亡的第一步，“沉沦”就是常态和法则，“历史变为毫无意义的东西”，“文化也是毫无基础的价值了”，而这与事实不符[51]。斯宾格勒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以“历史形态学”取代了“历史本身”，并建立了“一般规律”，自称“根据科学的原则预测未来”[52]，无疑过于教条僵化。是以，《西方的没落》曾被鄙以“历史的占星术”“邪恶的预言书”。
既然“历史形态学”有明显漏失，为什么仍为国人所心仪而关注呢？大概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接受心理，对最早的王光祈等人来说，是身处德国的一种流行的文化读物，而对吴宓、张荫麟等来说，可能是一种文化自信和心理安慰（中国文化也在斯宾格勒的考察视野），而雷海宗、林同济则视为一种启示当下、瞻望未来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两人心有戚戚，互为知己。
尽管雷海宗尽量克制情绪，力求保持学者的冷静和理性，但其爱国情怀却涌动隐现于文字之间，浓郁而深沉；林同济则要狷急张扬得多，《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由昆明传到重庆、贵阳、桂林、上海、香港等地，成为传播一时的名文，他们也被冠以“战国派”而声名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