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判之谜
《野玫瑰》熔谍战传奇与爱国情怀于一炉，“剧情紧凑简练”，只有7个角色，场景简单易得，“颇适于一般的演出”[78]，有的演出甚至改名为“天字十五号”作为看点[79]。作为风行一时的“国防间谍剧”的典范之作，《野玫瑰》一演再演，观者如云，普通民众欢迎，闻人时贤也爱看[80]，若真“有毒”，简直无法想象。检视该剧演出史和接受史，或可发现“批判”形成的历史轨迹和玄机奥秘。
其一，《野玫瑰》遭到左翼人士批判的背景和原因复杂而微妙。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冲突公开化，左翼文艺遭种种压制，当局忽视的文化活动便成了可以利用的突破口[81]。《野玫瑰》恰在这个当口轰动陪都，大受欢迎，作者又是“战国派”的主将，这让有意“推动文运，领导文运”[82]的左翼文化界感到了压力。此外，一个业余剧人，素与剧坛无甚瓜葛的大学教授的作品竟获得政府嘉奖，也让长期专事戏剧活动，在抗战中艰难生存、不懈努力的专业剧人难以接受。所以，批判《野玫瑰》不仅是左翼对抗当局、谋求生存空间的斗争策略，也有同行嫉视和排挤的意味。
其二，同情美化汉奸是原则性的大问题，这样严重的批判定性使想为该剧辩护的人不免投鼠忌器，担心自找麻烦，如有论者认为“诽议”《野玫瑰》者是站在“另一个立场而理论的”[83]，但也仅点到即止。“汉奸论”的批评指责遂形成了强大的裹挟力量，李长之评论谍战影片《天字第一号》时，也顺带揶揄一番它的底本《野玫瑰》[84]，洪深则称《野玫瑰》表现的是“死无对证的锄奸”，“骨子里是因侦探的旧套子引导观众入于舞台游戏，甚至于在锄奸的帽子下，替王克敏之流的汉奸辩解”，他还暗示陈铨有意隐瞒《金指环》系改编自梅特林克的剧本[85]。这些名家之论，乃至莫须有的指责，后来作为定论，留存于历史记忆。不仅在当时，连今日研究者也难脱成见。
其时的舆情中心在重庆，其他地方的舆论往往被忽视，如新疆迪化的雪玲对“王立民”的看法就颇有见地和代表性：
剧中的巨头汉奸王立敏，是代表一些包藏祸心，危害民族国家的典型人物，但由于剧作者对于王立敏的这样描写，曾引起人们毁誉的论争，但是我们认为诽谤作者对于王立敏的描写的，正是表现了批评者的肤浅。因为像那些表里如一的卖国贼，用不着怎样摘发，自然一般人一看就知道。唯有那些伪装什么“和平救国”的姿态，或假托什么“政治主张不同”的论调，而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有些不明白大意的人，很不容易看透，因而不免一时受骗，如汪精卫、王克敏等汉奸，便是用这种骗术，施行个人阴谋的。他本来做了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不但自己还不肯承认错误，偏找出一套理论来企图掩饰，这不是汉奸之尤者吗？然而尽管他照理论来掩饰，终难逃爱国份子之手，甚至自己的亲族戚友，也还是内心里一样地反对，下场的凄惨，真令人不可思议。像王立敏那样用巧妙的言论来掩饰他的罪行，结果下场是那样的可怜，正说明了离开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立场，不论所用的阴谋花样怎样高明，都没有用处。本剧由于描写的汉奸越厉害，正所以越反映出爱国份子的伟大，所以有人批评剧作者描写王立敏的地方，不晓得这正是本剧的深刻处，而且足以粉碎汉奸们的一切迷雾理论了。[86]
这类贴合剧本的平正之论以及演出反响，在西安、贵阳、昆明等地报刊上也有不少，却不被人注意。
其三，批判的具体指向从“汉奸”到“特务”的变化。起初主要批评《野玫瑰》“隐藏着‘战国派’的毒素”以及“同情汉奸”“为汉奸制造理论”，同时也诟病其袭用“侦探小说”“三角恋爱”的俗套[87]，但抗战胜利后主要批判的则是不该表现和歌颂“特务”。何其芳认为《野玫瑰》“根本用意”在于“把特务作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而歌颂”，是“特务文学兼地主文学”[88]；茅盾则说“表面上与抗战‘有关’，而实际上则是有害的作品；这就是夸大‘特工’的作用而又穿插桃色纠纷的东西”，危害“不在色情作品之下”[89]。1950年“第一次文代会”上，代表国统区作报告的茅盾将“战国派”归为“反动文艺阵营”，并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者把特务扮作英雄而公然歌颂，或者卖弄色情而煽扬颓风”，虽没有点名，但《野玫瑰》显然是其中典型[90]。此后，虽不乏重弹“宣传汉奸思想”的调子[91]，但大多沿用了茅盾的结论，或是指责《野玫瑰》把“特务扮作英雄而公然加以歌颂”，或是批判不该“歌颂法西斯特务匪徒”[92]。内涵和焦点的变化，表明大批判主要意图不在文艺；而且当年的批判者于1949年后主导了“《野玫瑰》风波”的历史叙述，最终造成了《野玫瑰》接受史上以偏概全、人人喊打的历史印象。
其四，风波源于1942年3月的重庆公演，但一些重要史实很快被遮蔽。1942年1月，《新华日报》登载“施超、白杨等为工人服务队筹款，筹演陈铨新作‘野玫瑰’”[93]的消息。据阳翰笙日记所示，筹演过程并不顺利，重庆剧人在“剧运”“剧评”上有分歧，已起了争执，陈鲤庭因为导演《野玫瑰》受到辛汉文、陈白尘、贺孟斧、张颖的批评，阳翰笙只好从中劝导调解，并应白杨、施超、路茜的要求审读了《野玫瑰》，认为“内容空虚，没有真实的生活”，但演不演由演员“自去决定”；最终施超、路茜等参演，白杨在阳的建议下没有参加[94]，新人秦怡出演女一号夏艳华，导演也换成了苏怡。但是，包括是否要上演《野玫瑰》的种种争议和矛盾，在风波之后以及回忆录中隐匿不表，本与重庆公演毫无瓜葛的陈铨竟成了矛盾的另一方。事实上公演时陈铨尚在昆明，对陪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毫不与闻，其临终绝笔对所知情况作了如下“交代”：
在《野玫瑰》发表和上演的前后，正是我本人非常忙碌之时。重庆的许多事情发生，我本人不在那里，那还是半年或一年之后，我有机会到重庆，才有人遇机会补告了我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不一定完全，也不一定真实，我不过听听而已。
但是有些事情，似乎是肯定的，如像“野玫瑰”的稿件是我寄到重庆《文史杂志》，在秋[天]登出来的，张骏祥发现了这篇作品，写信到昆明要求我给他第一次上演权（有人说的，白杨发现，叫他写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后来发现不能早日上演，这又写第二封信来说，必需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才能上演。这种事实，尽管隔多年，在脑子里。还是清楚的。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大家帮助记忆的东西。如像1942年冬天，施超从重庆写了一封信来，说是《野玫瑰》已经由他和一些戏剧工作者在重庆演出，他很抱歉，未能事先征求我的同意，但是现在上演税一千元他随信汇寄予我。他还说，有一笔余款，他已经替我作主，请演员吃饭。他希望，以后我如有新剧本，可以寄给他。这封信就完全补救了张骏祥那两封信的损失，因为剧到底还是演出来了。
《野玫瑰》不但得了上演税，而且还得过剧本奖，这个奖是伪中央教育部发给的学术奖金。贺麟在1941年夏天从重庆回来，带了许多介绍表格。据说是陈立夫要他介绍大量西南联大教授在文科方面有新作品新贡献的东西。中央教育部打算发一批奖金。贺麟填了冯友兰的《新事物》金岳霖的《道》和我的《野玫瑰》。每个作品必须由两人介绍，《野玫瑰》是由吴宓和他两人的介绍到伪中央教育部的。后来结果1942年5月我的《野玫瑰》得了重庆伪中央教育部的三等奖。[95]
然而某些历史叙述和个人回忆不仅带有倾向性，甚至不乏主观臆想、以讹传讹的情节。既然《野玫瑰》绕不过去，褒贬就成了“落后”和“进步”的标尺，如饰演夏艳华而一举成名的秦怡将出演《野玫瑰》当作“历史教训”[96]，白杨则将没有出演视为正确的选择[97]（忘了当时正是她与夫婿张骏祥首先看中剧本，并问陈铨要求演出权），还有人后悔“演过《野玫瑰》这样的坏戏”[98]。实际上，多数人都是听说“这是一个坏剧本”，“才明白”“有毒”[99]。
终于，《野玫瑰》以骇人听闻的“制造汉奸理论”的可耻骂名载入史册。作者的救亡的初衷和爱国的权利也被长期漠视和无情剥夺，一度还莫名其妙地被称为“汉奸文人”[100]。《野玫瑰》的艺术价值尚待进一步评估和时间的检验，但它却毫无疑问是抗战时期传播最广、演出最多，也是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1] 陈铨：《悲剧英雄与悲剧精神》，《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5日。
[2] 卜少夫：《〈野玫瑰〉自辩》，《新蜀报》（重庆），1942年7月2日。
[3] 陈铨：《衣橱》，《军事与政治》（重庆），第1卷第4期，1941年7月7日。
[4] 陈铨：《戏剧的深浅问题》，《军事与政治》（重庆），第3卷第5期，1942年11月30日。
[5] 据报载，1938年暑假中，王克敏的第四个女儿王尊侗从北平出走，8月到香港，宣布与汉奸父亲脱离父女关系，后辗转桂林、昆明等地，一时颇有反响。参见：《傀儡王克敏之女王尊侗不愿作汉奸的女儿，毅然出走与乃父断绝关系，已由港赴桂准备为国努力》，《东南日报》（金华），1938年9月6日；陈贻荪：《王尊侗等》，《东南日报》，1940年1月25日。
[6] 卜少夫：《〈野玫瑰〉自辩》。
[7] 胡绍轩：《现代文坛追思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8] [英]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浪漫主义的根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0、13页。
[9] 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2—13页。
[10] 陈铨：《青花——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国风》（重庆），1943年4月16日。
[11] 陈铨：《青花——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国风》（重庆），1943年4月16日。
[12] 第二幕结束时，当刘志明准备与尚玉琴一同前往归德城的时候，剧中写道：“玉琴：（看金指环。）金指环！金指环！现在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命运，都交给你了！”参见陈铨：《金指环》（三幕浪漫悲剧），重庆：天地出版社，1943年，第90页。
[13] 陈铨：《〈金指环〉后记》。
[14] 陈铨：《〈蓝蝴蝶〉的思想背景》，《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4月22日。
[15] 群帆：《敬质〈蓝蝴蝶〉作者：婉君为什么要自杀？》，《新疆日报》（迪化），1944年5月31日。
[16] 陈铨：《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战国策》，第13期，1940年10月1日。
[17] 陈铨：《席勒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公报·文艺副刊》（天津），第123期，1934年11月28日。
[18] 席勒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等剧以及雨果的《欧那尼》皆标示为“浪漫悲剧”。
[19] 陈铨：《浮士德的精神》。
[20] 陈铨：《宣传剧的最低条件》。
[21] 陈铨：《戏剧的结构》，《文化先锋》（重庆），第1卷第16期，1942年12月15日。
[22]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48页。
[23] 陈铨：《金指环》，第53—54页。
[24] 参见颜翰彤：《读〈野玫瑰〉》，《新华日报》（重庆），1942年3月23日；方纪：《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时事新报》（重庆），1942年4月8、11、14日连载；谷虹：《有毒的〈野玫瑰〉》，《现代文艺》（永安），第5卷第3期，1942年6月25日。颜文侧重把《野玫瑰》与“战国派”绑定在一起批判，方文意在“启发”受众认识夏艳华的“惨无人性”，而“英雄”汉奸王立民值得“同情”，谷文则直接宣判《野玫瑰》“制造”和“散播”汉奸理论。而此后批判的论调都脱胎于这三篇文章。
[25] 张颖：《有关话剧〈野玫瑰〉——抗战中的一桩公案》，《百年潮》，2002年第9期。
[26] 参见1942年3月5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
[27] 欧阳乔治：《成都剧坛展望》，《新华日报》，1943年1月14日。
[28] 陈铨：《〈野玫瑰〉上演的前后》，1969年1月18—19日，手稿。
[29] 《三言两语》，《时事新报》（重庆），1942年4月3日。
[30] 颜翰彤：《读〈野玫瑰〉》。
[31] 汇南：《野玫瑰》（剧评），《新蜀报》（重庆），1942年3月29日。
[32] 消息见1942年4月3日重庆《时事新报》。
[33] 《文化动态》，《时事新报》（重庆），1942年4月2日。
[34] 《学术审议会决定得奖著作》，《中央日报》（重庆），1942年4月18日。
[35] 潘孑农：《〈野玫瑰〉事件》，范国华等编：《抗战电影回顾（重庆）》，重庆市文化局等印，1985年，第69—70页；潘孑农：《舞台银幕六十年——潘孑农回忆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36] 潘孑农：《〈野玫瑰〉可奖乎？——龙套外篇之六》，《新蜀报》（重庆），1942年5月6日。
[37] 《剧界人士认〈野玫瑰〉含有毒素，函请教育部撤销嘉奖案》，《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5月14日。
[38] 记者：《“戏剧界茶会”速写》，《时事新报》（重庆），1942年5月20日。陈白尘回忆说，针对潘公展扬《野玫瑰》而贬《屈原》，“故意敲响杯盘，以示抗议”，同参加此次“茶会”的潘孑农也有类似的回忆。参见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62页；潘孑农：《〈野玫瑰〉事件》。
[39] 《野玫瑰》在重庆遭抗议抵制后，《解放日报》多次发消息关注，声称“《野玫瑰》现在后方仍到处上演”，“后方现在仍有很多地方在上演着”。参见：《〈野玫瑰〉一剧仍在后方上演》；江布：《〈屈原〉与〈野玫瑰）》，《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6月28日，7月5日。
[40] 李岚：《〈野玫瑰〉论争试探》，《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
[41] 《各省零讯》，《新华日报》（重庆），1942年12月21日。
[42] 见《小春秋三日刊》，1942年12月17日。转引自徐曼：《剪灯碎语之二》，《野草》（桂林），第5卷第2期，1943年1月1日。
[43] 余士根：《指环的贬值》，《野草》，第5卷第3期，1943年3月1日。
[44] 周子厚：《一瓣心香吊忠魂——记我与张毓后的交往》，中共黄平县党史办：《黄平革命风云录》，1988年，第378—379页。
[45] 石曼：《我所知道的〈野玫瑰〉》，《重庆文化史料》，1992年第3期；许甫如：《为民主呼喊的“太白文艺社”》，见夏泉主编：《凝聚暨南精神——媒体暨南精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46] 许沙洛：《抗日救亡运动在诏安——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年》，《诏安文史资料》（第8辑），1987年，第6页。
[47]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48] 石曼：《我所知道的〈野玫瑰〉》。
[49] 吉华铨：《回忆绵竹解放前的文艺活动》，《绵竹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92年，第152页。
[50] 刘洁波：《忆醴陵沦陷时期政工队》，《醴陵文史》（第2辑），1985年，第84—85页。
[51] 刘映元：《抗日战争时期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按：《天字第一号》系根据《野玫瑰》改编的电影，1946年上映。
[52] 庄济华：《四十年代遂宁文体活动漫记》，《遂宁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第68页。
[53] 刘黑枷：《歌声琴韵》，刘黑枷：《雁来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71、73页。
[54] 陈寿南：《温州进步戏剧活动纪事1919.5—1949.9》，载温州市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编：《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1919年5月—1949年9月》（上），1995年，第48、51页。
[55] 董大光：《社桥记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抗战后的学生运动》，《无锡文史资料》（第25辑），1991年，第135页。
[56] 唐文勋：《岳池县三四十年代的戏剧活动史话》，《岳池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90年，第34页。
[57] 张树荣：《抗战时期乌鲁木齐上演话剧剧目》，《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13辑），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58]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杭锦后旗志》，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167—168页。
[59] 纪逢春：《汉中的抗日戏剧活动》，汉中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汉中》，1994年，第153、154页；纪逢春：《抗战时期的汉中话剧》，《汉中文史》（第9辑），1991年，第129—131页；易水寒：《“王曲剧社”的成立和结束》，《西安文史资料》（第8辑），1985年，第89页。
[60] 黄一峰：《战时遂昌的文化新闻事业》，《遂昌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第37页。
[61] 参见詹晓窗：《抗日战争时期泉州的戏剧活动》，《泉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82年，第60页；陈枚：《八年抗战泉州的文艺活动》，《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第34、36、37页；李健：《陈铨笔下的王立民》，见徐君藩等编：《福州诗与散文选 1930—1949》，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
[62] 王德全主编：《江西省宜春市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第694页。
[63] 蓝泽众：《贵阳市四十年代的戏剧演出》，《南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2001年，第129—130页；林薇：《回忆四十年代贵阳的话剧活动》，贵阳市戏剧工作者协会编：《贵阳戏剧史料汇编》（第2辑），1985年，第31页。
[64] 王永康：《“遵义民众教育馆”史况》，《遵义文史资料》（第11辑），1987年，第245页。
[65] 肖尔诚：《抗战时期泸县各界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概况》，《江阳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第125页。
[66] 参见殷钟岷：《解放前，长寿县城文化戏剧活动的片段》，《长寿县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第75页；王峻峰：《我在抗战期间的学生生活》，《苍溪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第127页。
[67] 彭邦桢：《参加“戏剧巡回演出队”的片断回忆》，《江津文史资料》（第5辑），第72—73页。
[68] 翁村：《艺宣队后期的话剧工作》，《老河口文史资料》（第23辑），1990年，第185—186页。
[69] 任访秋：《十年漂泊记》，《河南文史资料》（第28辑），1988年，第61页。
[70] 华慰曾、郑士俊：《漫谈遵义时期的浙大剧团》，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11—722页。
[71]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年，第334页。
[72] 张玄龄：《记在万福麟将军家中的一次筹款义演活动》，转引自马敏、汪文汉主编：《百年校史：1903—2003》，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8—159页。
[73] 参见：《校闻·中正青年剧社公演〈野玫瑰〉》，《国立中正大学校刊》（江西泰和），第3卷第10期，1943年2月16日。
[74] 参见：《青岛的话剧团体》，载《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十辑》，1986年，第192—194页；李邦佐：《解放前天津的话剧演出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5年，第207页；《新兴女剧人丽波在〈野玫瑰〉中》，《星期五画报》（天津），第2期，1947年8月8日。
[75] 吴文品：《菲华话剧沧桑》，菲华舞台艺术协会出版，1998年，第41、79、82、476页。
[76]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第210页；李一平、周宁：《新加坡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351、356页。
[77] 《野玫瑰改编评戏，由花月仙领导上演》，《天津中南报》，1946年10月21日。
[78] 王亚明：《演出者的话》，《中央日报》（贵阳），1942年10月31日。
[79] 1944年8月1—3日在宁夏西宁“联谊剧场”的演出，即改为《天字十五号》（据1944年8月1日、6日《宁夏民国日报》演出广告）。
[80] 除前文所述（吴宓、竺可桢、李宗仁等），1942年前后，张治中、朱家骅、张道藩、潘公展、黄少谷、戴笠、陶希圣、印维廉、陈立夫、顾毓琇等在陪都皆观看过《野玫瑰》；1943年2月，画家徐悲鸿曾在贵阳观演，“连声叫绝，并对剧中品‘铁观音’指导甚详”，并说“有‘百看不厌’价值”；1944年1月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在陪都招待英、美、苏等盟国军官，宴后观《野玫瑰》“助兴”，据称“剧情极得盟国战友之好评”。参见陈铨：《〈野玫瑰〉上演的前后》（手稿），1969年1月18—19日；《徐悲鸿赞美〈野玫瑰〉》，《中央日报》（贵阳），1943年2月23日；《欢宴在陪都盟国军官 何总长致祝词》，《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1月3日。
[81] 1942年，中共南方局曾向中共中央汇报道：“由于当局之种种压迫，过去文化活动方式已不能用”，“于是文化活动乃集中于当局尚未十分注意的戏剧运动，收获不少”。参见：《南方局关于文化运动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载《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82] 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83] 周可琛：《〈北京人〉与〈野玫瑰〉》，《新认识》（重庆），第6卷第1期，1942年9月15日。
[84] 参见李长之：《评〈天字第一号〉》，原载《北平时报·文园》，第9期，1947年1月8日，见《李长之文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85] 《金指环》在《军事与政治》连载时，陈铨在《后记》中已清楚说明从“改编”到“创作”的过程，但出单行本时，《后记》未收录。参见洪深：《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第140—141页。
[86] “王立敏”原剧本作“王立民”。参见雪玲：《对〈野玫瑰〉的观感》，《新疆日报》，1943年9月4日。
[87] 参见颜翰彤：《读〈野玫瑰〉》；方纪：《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谷虹：《有毒的〈野玫瑰〉》。
[88] 何其芳：《文艺的堕落》（1946），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第230页。
[89] 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文联》（重庆），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
[90]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55、57页。
[91] 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第100页。
[9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28、239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67页；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36页。
[93] 《文化汇讯》，《新华日报》（重庆），1942年1月29日。
[94] 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第15、16页。
[95] 陈铨：《〈野玫瑰〉上演的前后》。按：张骏祥（1910—1996，江苏镇江人，戏剧家、导演）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西洋文学系，与陈铨同学两年，都上过王文显的戏剧课程，1934年又成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同事。
[96] 秦怡：《跑龙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97] 白杨：《中华剧艺社二三事》，《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5年，第193页。
[98] 放明：《四十年代贵阳话剧活动鳞爪》，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91年，第121页。
[99] 王伟：《永远忘不了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重庆文史资料》（第43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100] 有人曾说《天子第一号》是“根据汉奸文人陈铨的反动剧本《野玫瑰》为蓝本改编的”。参见蓝天：《谢添艺术生涯的几幅素描》（二），《大众电影》，198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