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沙临时大学
据陈岱孙回忆，“抗战爆发两年多以前，鉴于华北情况紧迫，战事恐终不免”，清华大学停建了原拟建在清华园内的教学大楼，将50万元经费，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购置了地皮，并动工修建教室、实验室和宿舍。1936年冬，清华又将一批图书、仪器等运往武汉暂存，以备不时之需。有此基础，庐山谈话时，教育当局即与梅贻琦等校长相商，决定将清华、北大、南开一并迁至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10]
可是战争来得太快，长沙的校舍需半年才能彻底完工，还不能投入使用，必须另觅校舍。在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的协调下，临时大学租下了基督教会在湖南圣经学校（长沙市韭菜园），以及南岳市的圣经学校的暑期分校（衡山）校舍。前者作为法、理、工学院和临大本部的校舍，后者作为文学院的校舍（所谓“南岳分校”）。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三校合计学生1500余人[11]，其中清华大学有教职员80余人，学生600多人，为三校最多。陈铨是最早一批到达长沙的教授之一。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陈铨所授课程为理工专业的德文公共课，故未去两百里外的文学院——南岳分校。
长沙每天都不断有来自各地的学生到此报到，除了原属三校的学生外，还有不少插班生或旁听生。国难当头，同仇敌忾，学生青春热血，不少人干脆放下书本，直接走上抗日前线。文化抗战是极为重要的抗日力量，而寓教于乐的戏剧艺术则一举成为最为喜闻乐见的抗日宣传方式。于是，在高小文、邵曾敭、李象森、王乃樑等学生的组织下，很快成立“长沙临时大学话剧团”，从事慰问募捐等戏剧演出活动，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等抗日宣传短剧[12]。清华的学生知道陈铨精研戏剧，在北平时还一起排演过话剧，遂向他发出了邀请。妻儿不在身边，平日课不多，陈铨爽快答应了，还担任了“临大剧团”的名誉团长，并在此后几年，一直与学生们一起，共同开展抗日演剧活动。
陈铨带领学生排练演出的第一个戏，是老同学阳翰笙的四幕话剧《前夜》。该剧写的是抗战之初大学生与汉奸斗争的故事，着力表现了全民抗战“前夜”的涌动，情节紧张曲折，兼备伦理冲突、情爱纠葛、间谍破坏、正义伸张等多种桥段，塑造了一个以民族大义为重、有勇有谋的女主角白青虹形象。《前夜》是抗战中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也是抗日谍战剧的先导，曾在武汉、长沙、桂林、昆明、上海、香港等地多次演出，陈铨也从中获取了不少创作灵感。
1937年底，《前夜》应邀作为“慰劳伤兵”公演，“效果甚佳”，很受欢迎。在长沙青年会的演出，陈铨是现场导演，戏剧家董每戡曾有这样的记载：
省垣方面是寂静得很，幸有临时大学的剧团冲破了沉寂，在民众俱乐部上演《暴风雨的前夜》，这就是阳翰笙作的《前夜》改编本，成绩很好，后来又在青年会大礼堂为慰劳负伤将士演了一场。接着国立戏剧学校出演四个独幕剧，虽然他们是专门学戏剧的，成绩却不及抗战剧团，而且也不及临大剧团。[13]
《前夜》之后，他又与学生着手排练筹演尤兢（于伶）的谍战剧《夜光杯》，但却因临时大学要迁往昆明而未能演出。
随着淞沪会战失利，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地相继陷落，日军向内地步步逼进，长沙也已不安全。11月24日下午，日军毫无征兆地对长沙发起了惨无人道的空袭，造成二百多人死亡，伤者无数。投弹的中心即在圣经学院（临时大学校舍）东边不远处的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馆”正在举行一场婚礼，“所有新郎新妇及主婚证婚以及男女老少亲朋宾友，无一幸免”[14]。此后四天长沙上空皆发出空袭警报，刺耳的警铃声中，大街小巷满是颦首蹙额、奔走躲避的市民，战争的阴霾、死亡的威胁笼罩长沙。临时大学虽未受到直接损失，但师生们已难以继续安心上课，再次搬迁摆上了日程。
关于临时大学迁移的地点，颇有一番踌躇和纷扰。学校当局开始有迁往湘西、桂林等地的动议，各地政府也积极表态，愿意鼎力相助。梅贻琦、叶公超等决策者还曾亲往桂林考察，但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校舍，又考虑到战局的变化，湘桂恐怕也并非安全之地，最终大多数人认为边陲之地昆明最适合。初议之后，由蒋梦麟到汉口向教育当局汇报相商迁校事宜。1938年1月10日，新任教育部次长、临大电机系教授顾毓琇从汉口回到长沙，带来学校将要迁往昆明的消息，并说这是前一日蒋梦麟谒见蒋介石时所作决定。四天后（14日），蒋梦麟从汉口返回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最终作出了学校迁往昆明的“决议”[15]。
《决议》对迁移事作了总体安排：教职员路费津贴每人65元，学生每人20元；教职员3月25日前在昆明校址报到；在广州、香港、海防等沿途各地设办事处，以协助相关事宜；聘定学校行政人员、各院院长；等等。1月22日，临大当局正式发出迁校“布告”，称“凡学生志愿专心学习而成绩合格者，得按规定手续，请求许可证，随往新址，笃志学问”，“不去昆明而欲至国防机关工作者，本校当竭力介绍，以成其志”云云[16]。
临大迁滇并非一帆风顺。据说消息传出后，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在临时大学的演讲中，曾“大骂迁校，极尽讥诮”[17]。1月27日，陈铨写信告诉父亲，长沙“最近有数次警报”，所幸“日本飞机未来”，而“学校昨已正式宣布搬往昆明，但今日闻又有波折，因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搬家太早，且学生不愿坐车。故学生当局，又添一种新困难，但无论如何，搬家势在必行，数日后当见分晓也”[18]。
经临时大学教务会议商议，决定还是按原计划进行，并推举梅贻琦携带呈文，飞往汉口报告教育当局，接洽迁移事宜。尽管部分学生“对于迁滇颇有持反对意见者，尤以四年级及本省学生为甚，但学校既已决定大政方针，当然按照原定计划实行”[19]。而最终各方接纳了学校意见，师生遂组成了多个“旅行团”，再次踏上征程。长沙临时大学仅历时三个月，即宣告结束。所谓“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