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从德国到中国

陈铨对尼采学说的接受、传播和阐发，其实是一个有选择、有变化的过程。留德期间，陈铨曾论及并批评过尼采；回国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又从学理的高度，建构了作为哲学家、诗人的启蒙者尼采形象；抗战时期，其尼采论说主体性意识加强，凸显作为“超人”“战士”的尼采形象，意在以之为借镜，激励国人自立自强，救亡图存，带有现实功利性。陈铨笔下尼采形象的变化，表明其阐释重点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这还需从尼采在中国传播的背景中去考量。

20世纪初，经梁启超、王国维等介绍，尼采渐为国人所知，其后五十年，尼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两个热潮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抗战期间。虽然尼采还是那个尼采，但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后世对中国这两股“尼采热”有迥然不同的评价，总的趋向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

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陈独秀、谢无量、胡适、沈雁冰、李大钊、李石岑等人引介尼采学说，并以之作为反对传统、破除偶像，创造新文化、启蒙大众的思想武器，意义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抗战期间，以陈铨为代表的尼采阐释当时就被批为“中了权力意志的流毒”的“反理性主义逆流”，其实质是鼓吹强权、颂扬战争、肆意侵略的法西斯主义，^[1]1949年后再遭批判。1980年代人们依然批判其以“尼采学说中最危险、最反动的部分”作为依据，“反对人民，坚持倒退，抵制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为蒋政权寻找依据、制造舆论，以“维护和巩固法西斯帝国主义、封建统治”。^[2]

1990年代后有所改变，学界多认为“战国派”固然崇拜尼采，但接受尼采思想不等于“接受了法西斯思想”^[3]，进而发现陈铨等人“作为有社会责任的文人学者，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岌岌可危的时候，借用尼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来探讨民族振兴的问题，批判不利于抗战的慵惰习气，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探讨”^[4]。但仍有人认为，彼等将尼采哲学“改造”成了“反对平等和民主，主张英雄崇拜和战争的法西斯主义”^[5]，本质上与“法西斯蒂”并无“区别”^[6]，甚至“联想”到“对强盗日本的赞美”^[7]。

21世纪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则认为，无论是当年的大批判，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种种否定，都源于“政治”上的定性，而非谨严的学术考察^[8]，并肯定陈铨的本意在“借助尼采学说来确立国人‘内心的新精神’”，以期“推动新一轮思想启蒙”，“与鲁迅早年提倡‘立人’、陈独秀强调‘伦理的觉悟’等主张乃是一脉相承的”^[9]。如此评价已接近本相，但其间仍需进一步拓展视野、再作考量。

首先，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论者都是集中于抗战期间的考察，对陈铨之前的尼采论说关注和重视不够。事实上，陈铨1920年代就已接触意志哲学，第一次论及尼采是在1931年，1930年代多次谈到尼采，翻译过尼采的篇章，并写有多篇研究文章。也就是说，陈铨从接触尼采，到译述、研究、传播尼采学说，再到抗战时期大张旗鼓的宣扬，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其次，1940年代陈铨的尼采论遭到大批判，虽有自身因素，更有值得探讨的其他原因，如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和现实原因等，以及陈铨本人又是如何认识尼采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尼采在中国接受的语境中，作历时性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