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昆明到重庆
1939年暑假中，陈铨回四川，先来到了寄居在重庆江津白沙镇的妻儿身边，然后回富顺，看望年事已高的父亲。陈铨到家正赶上富顺县在文庙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活动之一就是褒扬陈智府老先生“培修文庙有功”。1939年8月27日，在乐队的伴奏声中，已届八旬的陈老先生身披红绫，在文庙内的“泮池”徐步缓缓绕了一周，“观者如云，亟一时之盛”。
陈铨此时回家更让父亲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未曾料想，这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当年冬天，陈老先生竟撒手而去。陈铨在昆明接获噩耗，悲痛万分。想起父亲一个外乡人，在富顺支撑起一个大家庭，更想起父亲竭尽所能，支持自己在外求学，竟又不能回去守孝祭奠，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假期结束，陈铨思忖再三，还是决定将妻儿带在身边。1939年9月底，一家四口到了昆明。彼时邓昭常的妹妹邓昭度随夫婿杨西孟也来到了春城，姐妹亲戚相聚，自是开心。只是昆明早已物价飞涨，日子越来越艰难，教授们也同样穷困不堪，因为日常琐事，夫妻难免发生争执，邓昭常随后大病一场，数日卧床不起，“耳心雷鸣”，几乎丧命，逢此劫难，陈铨“身心交倦”，欲哭无泪：“此等惨剧，竟现于我之家庭，言之伤心。”[1]此时日寇对昆明空袭非常频繁，夫妻俩商议再三，决定还是由邓昭常带孩子回江津白沙，那里毕竟是乡间，邓家长亲友朋多，更安全方便一些。一家人再次两地分离，再次相见已是两年后。
1942年，陈铨已在清华大学执教八年，按照学校规程可带薪休学术年假一年，还可申请资助出国访学。国难期间，哪有条件更没有心境出国，陈铨也早决定利用休假多陪伺妻儿。1942年春节过后，邓昭常带着光群、光还两兄弟，在重庆登上了大卡车，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长途跋涉，经遵义、贵阳到了昆明。看到妻儿满面灰土，狼狈不堪，陈铨又喜又惊。妻子讲到了卡车途经贵州时曾遭遇翻车，幸亏司机沉着老到，车子倒向山体一侧，他们居然毫发无损，只是光群的帽子被风吹落山崖，找不到了。闻此惊险一幕，陈铨心惊肉跳。
1942年7月中旬，陈铨将租期未到的昆明北门街的房子，留给了老师吴宓，师生还谈起联大外文系种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几天后，陈铨告别了昆明一干同事好友，带着妻儿，离开了昆明。一年后，假期结束，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考虑到生计问题，陈铨并未回到西南联大。事实上，他这一去，就再未回到清华。
回到四川后，陈铨首先在江津白沙镇享受了一段难得的清闲时光，还在此地刚创办的中央图书馆中，见到了图书馆馆长、老朋友蒋复璁。父母虽然已经去世，但四哥孩子多，度日艰难，两个弟弟还要成家立业，不可能坐视不管。陈铨的经济压力还是非常大，必须想办法多挣钱，不仅要养家，还要帮助接济兄弟们。1942秋天，他来到了重庆，此后四年一直在陪都四处兼职。
陈铨在重庆的差事，皆由向理润、张沅长等同学故交引荐介绍，也都与他的本行和专业有关。他在重庆第一份兼差是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的“编导委员”，此职位系由向理润（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举荐。陈铨后来曾回忆说，是“中制”的厂长吴树勋，“请我作编导委员，我也想藉此机会，学习电影和戏剧，大胆答应”[2]。他的本意大概是希望在这个已有一定积累和声名的新领域，有进一步发展，但很快发现有些想当然了。
“中制”当时虽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辖的官方机构，但厂里左翼力量强大，领导者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在学术界、文艺界具有很高的声望，不少演员导演也是倾向于左翼或本身就是中共党员。此时正值国共矛盾公开化之时，尤其是皖南事变后，抗战初期双方精诚合作的局面已逐渐走样，左翼文化界更受到了执政当局的种种限制和严厉打压。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和领导下，左翼文化人只能在艰难中辗转腾挪，“文化活动集中于当局尚未十分注意的演剧运动”[3]。
《野玫瑰》火爆山城，无疑对左翼文化界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大概在左翼人士看来，陈铨不仅是针锋相对的敌手，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正是这种尴尬局面，更加上潘公展、王泊生等当局或亲当局的文化人，曾为《野玫瑰》作过辩护，陈铨遂成了被防范和针对的对象和目标。所以，陈铨一到重庆就遭遇不顺，《野玫瑰》遭曲解，无人愿意也不敢公开撰文为之辩解，作为“战国派”主将则不断被攻讦，在电影厂则受排挤抵制，总之是处处掣肘，进退失据，难以作为。
1942年9月30日，阳翰笙来到“中制”，访问副厂长王瑞麟，住在隔壁的陈铨得知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近在咫尺，遂托杨邨人过去递话，说想看望阳翰笙。听说陈铨在此，阳翰笙赶紧跑过来一叙别情，还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整整的有二十多年不见了，回想当年在省一中同学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美少年，现在身体微胖，也多少有点儿老了。”[4]据说陈铨“当时情绪有些低落，大概是挨了批判的缘故”，阳翰笙“劝他振作精神，继续教书写作”[5]，老同学的理解和情谊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安慰。
到重庆时，陈铨随身带着在昆明写好的剧本《金指环》，并先后创作了《蓝蝴蝶》《无情女》两部新作。据其自述：“排挤的力量，使我没有公演的机会”，“屡次厂里当局，决定排演，均遭阻碍。只有《蓝蝴蝶》才侥幸得着上演的机会，但是经过不知道若干的困难”[6]。据说排演《蓝蝴蝶》时，一些演员态度消极，不愿配合，甚至公演时也无所用心，竟然出现笑场的混乱局面[7]，虽然也连续上演了15场[8]，但效果和影响与《野玫瑰》无法相比。陈铨自己则说是失败的演出[9]，此后他心灰意冷，逐渐放弃了在戏剧上的努力和进入文艺界的念想。
“中制”三年，陈铨有机会接触并认识了不少一线的导演演员，了解不少中国的电影界、戏剧界的内幕，但出师不利，无法打开局面，又忙于四处教课，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艺界。因为曾与电影厂同事、音乐家黎锦晖同住一个宿舍，故过从甚密，两人也互相敬佩。陈铨曾说：“从黎先生那儿，我学习了许多作人处世的方法，特别对于音乐和戏剧语言的关系，我获得了好些的启示。”[10]黎锦晖还为《无情女》《蓝蝴蝶》两剧配写过音乐。而经黎的介绍，陈铨还结识了中央管弦乐队的提琴手张少甫（1909—1974）。在重庆新交的朋友中，陈铨与张少甫最为投缘。
陈铨在重庆还经历一件匪夷所思的奇事。据沈醉所言，被称为中国“特工王”的戴笠，非常喜欢《野玫瑰》一类的谍战戏[11]，当听闻这位擅写特工间谍剧的作家就在重庆时，戴笠大概想到抗战以来部下杀寇锄奸、喋血献身的真实案例还真不少，居然突发奇想，派人去“中制”邀请陈铨、黎锦晖等专业人士帮忙编导戏剧。陈铨后来“交代”说：
1943年5月，戴笠有一天突然派了三个特务驾起汽车到中国电影制片厂来找史东山、黎锦晖和我去吃饭，到时我们去了。戴笠在饭厅接见了我们，坐一分钟，立刻就食吃。戴笠说，请我们三人来，主要是希望我们三人替我们的抗日剧团演剧。他说戏剧对宣传工作很重要，没有戏剧，根本谈不上宣传，我们都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吃饭结束，他就派三人用原车送我们回厂，我是送到南温泉。第三天，他派来了一个特务，拿了一份材料，指名我们三人，我编剧本，黎锦晖编音乐，史东山设计导演，结果我们都作到了。史东山那时身体不好，好像是派钱千里去担任导演和舞台设计的。再隔一些时候，戴笠派人来请我们三人看戏。演戏的是江安的一位女学生。又隔一些时候，戴笠派郑锡麟请我们吃饭，而且再三送了每人五百元酬金，以后这个事情就算结束了。[12]
事实上，不仅是陈铨，史东山、黎锦晖得知戴笠有请，也是非常震惊，“一时不知怎么办”，因为坊间早已传闻“戴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大家都听过神秘而又令人生畏的“戴老板”的种种传说，“他杀进步人士，也杀部下的人，只要触犯了他”。[13]好在这段插曲，未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纷扰。有意思的是，《野玫瑰》中的大汉奸王立民的原型王克敏，1938年3月在北平曾遭遇暗杀，此事正是戴笠命“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策划实施的锄奸行动。因为在戏剧中表现抗战特工，陈铨得与真正的“特工王”有这样一段特殊的过往，也算是奇闻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