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主题：表现“时代精神”的抗战传奇
受赫伯尔影响，陈铨认为悲剧和悲剧人物“必须要有时代的意义”[1]。从《黄鹤楼》到《蓝蝴蝶》无一例外皆表现的是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至于如何表现，他曾说：“意大利诗人但丁，分析文学最合宜的题材，永远能够引起人类兴趣的是：战争，爱情，道德。”[2]其剧作大抵围绕着这些要素，在展现抗战救亡的时代主潮的同时，穿插着男女的情感纠葛，并把道德批判意旨和理想精神，寓于戏剧冲突和情节结构中。
首先，陈铨剧作多反映间谍特工等特殊人群的抗日斗争事迹，在传奇中力求凸显时代感和现实性。第一部多幕剧《黄鹤楼》以台儿庄战役为背景，以空军将士为主要表现对象，剧中无耻汉奸的通敌行径和宵小文人的可悲心态与视死如归的空军战士形成鲜明对比，以抗日英雄的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反衬出无耻汉奸的可悲下场，全剧洋溢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和乐观精神。
名剧《野玫瑰》写“天字十五号”女特工夏艳华，不惜以身事伪，长期隐伏，在关键时刻，设计杀死警察厅长，逼戕标榜“权力意志”的大汉奸，最终率领同党成功脱险。《无情女》也是写智勇双全的女特工除奸事功——樊秀云以歌女为掩护，在沦陷区周旋于敌伪与日本人之间，先是除掉汉奸王则宣，继又假日本人击毙伪警察厅长，最后诛杀日本高级顾问川田，把游击队所需药品运出城。据西洋剧本“放手改编”的《金指环》着力刻画的尚玉琴同样是有胆有识的女性形象，大敌当前，她以勇气和生命换取了两位陷于感情旋涡中的将官并肩作战。《蓝蝴蝶》则把锄奸故事的时间、地点挪到了1939年的上海租界，完成任务的是法官和特工。
陈铨为数不多的独幕剧同样是抗战主题。《王铁生》写地方士绅夏三爷和“团练长”王铁生积极动员乡民，组织“自卫军”，阻击来犯的日寇，表现各阶层人民“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抗战豪情，展现了一幅全民抗战图。《衣橱》寓褒贬于形象之中，写在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危险处境时，通过懦弱怕事的丈夫和勇敢机智的妻子的对比，回答在遭受压迫和侵略时应该选择的态度[3]。其唯一电影剧本《断臂女郎》则以蒙太奇手法，写女学生婉容从柔弱女子摇身变为横戈马上、威震四方的抗日女英雄的传奇故事。
其次，陈铨的剧作情节曲折生动，充满悬念机变，尤善表现机智无畏的特工卧底，深入龙潭虎穴，建立奇功。《野玫瑰》无疑是其中代表，全剧7个角色中竟有3个人是间谍，再加上大起大落的情节、机智流利的对话，以及接头暗号、窃听器、密码纸币、“天字十五号”等辨识度高的意象，的确吸引受众。追求故事性、传奇性，注重演出效果，既与陈铨的文学理念和戏剧观念有关，也受到了当时风行的“间谍剧”的影响，而善于编织生动故事，也延续陈铨小说创作的特色和优长。实际上，《野玫瑰》风靡一时与引人入胜的剧情有极大的关系，而诸如《金指环》《蓝蝴蝶》等剧本也都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桥段，即如只有一个场景的独幕剧《衣橱》也一波三折，高潮迭起。
第三，陈铨戏剧的人物塑造和戏剧表现的特点是，把主要人物（多为女性）置于个人感情纠葛和民族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之中，通过人物的自我选择和主动行为，表现牺牲个人利益为民族大义的无悔选择。陈铨不仅赋予主人公以非凡的勇气智慧和奉献精神，而且特别表现了她们以理制欲、以民族利益压抑个人情感的心灵创伤。夏艳华、樊秀云等皆为了民族国家，忍辱负重，“抛弃”恋人，剧中她们都是以与昔日情人会面的方式出场，直接把人物置于个人私情与民族国家的冲突中。
陈铨曾说：“真正成功的个性人物，我们能够明白清楚地认识他，但是又不能‘完全’明白清楚地认识他，人类是复杂的，愈是伟大的人物，心境愈不简单。戏剧家要写出一半让我们懂，还要在字里行间隐含一半让我们想。”[4]他很用心表达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其女主角凌厉张扬的外表下，皆潜藏着热烈的情感。如在刘云樵看来，夏艳华是贪图享乐的无情女子，语多鄙夷讥讽，而夏艳华却只能隐藏压抑儿女情长；樊秀云对旧情人同样是冷热无常，不知所云，剧中她抚琴唱情歌的戏剧动作，表现了其内心的无奈和感伤。这些真切人性的表现和心理活动的开掘，正是陈铨的着意之笔。
第四，陈铨戏剧在歌颂为民族国家的献身精神的同时，多通过人物形象的对照，寄寓着道德批判的主旨。他摒弃了人物塑造的简单化、模式化，往往在个人与民族、个人道德与国家伦理的矛盾旋涡中，用力于人物心灵现实的刻画。其中争议最大也最有特点的莫过于王立民形象，其原型系“民国十大汉奸”之一的王克敏。此剧创作的最初动机是在昆明听说大汉奸王克敏的女儿王尊侗逃出北平，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的消息[5]，陈铨据此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1941年又创作了《野玫瑰》。而对于王立民这种不同寻常的大汉奸，陈铨显然不满足于一般性、脸谱化的丑化和批判，而是试图寻绎这种特殊人物堕落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王立民首先是个有强烈“意志”的政治人，为了权力欲甘当败类，罔顾民族大义，他自诩道：“我有铁一般的意志，我要赤手空拳，自己打出一个天下来”，并宣称自己“内心是诚恳的”，“永不向命运低头”，即使“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女儿批评他是背叛“民族国家”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反辩为“国家是抽象的，个人才是具体的”。王立民时而称不管儿女的事，时而又劝促女儿出国，远离是非，他清楚自己的下场，但又不愿放弃个人利益。正是在这层层矛盾中，表现这个巨奸的复杂心态，其暴死象征着汉奸的可悲结局，而他临终想见女儿的闪念，也是人性的真切写照。
客观地说，王立民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反映了陈铨对这类大汉奸的心理和灵魂的想象和审视，而对于所谓“美化汉奸”的诬蔑，陈铨曾有清楚合理的解释：
《野玫瑰》就是想把三种题材，联合表现出来。在战争方面，正的有艳华，王安，刘云樵。反的有王立民和警察厅长。在爱情方面，有艳华曼丽云樵的三角关系，然而艳华的爱情，虽然还不少留恋，早已为着国家民族而牺牲。在道德方面，王立民所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错误的思想。所以曼丽问得他山穷水尽，艳华再指出他的理想主义是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面。假如作者能够在这三种题材之上，表现出中国新时代的精神，不引起任何的误解与事实的歪曲，就心满意足了。[6]
如此解释非常贴合剧本本身塑造人物的逻辑，更与陈铨一向抨击“极端的个人主义”、宣扬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思想认识高度一致。
陈铨的戏剧活动从理论走向实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感，充溢着浓烈的民族意识和救亡热情。戏剧家胡绍轩曾说：“陈铨在抗战戏剧《野玫瑰》中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何错之有？而今不是仍然在颂扬爱国主义精神吗？”[7]而所谓“为汉奸制造舆论”“有毒”等说法，完全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