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穷困·空袭
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无可复制的传奇，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诚如学生们所言：“国难在激励着人们，我们对于日人最有效的答复就是拿工作的成绩来给他们看”[28]，“每个人已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也就是国家的命运，他们不再颓唐，在艰难的来日，他们将咬紧牙齿，坚定意志，从此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29]。
当然，联大师生还需“在苦难中折磨成长”，除了校舍，另一个大困难是“穷”。随着战争的深入，昆明外来人口众多，市面畸形繁荣，急剧的通货膨胀，商人贪利，物价“如直升机般飞涨”[30]，不仅学生们“吃饭难”，营养不良，面有菜色，教授们同样度日艰难，叫苦不迭，到1940年“月薪顶高的不过能买昆明的三四石米，低的则一石米都不能买到”[31]。
对陈铨来说更难，自回国后，父母兄弟几乎完全依赖他，巨大的经济压力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自到长沙后，为节省川资，陈铨一直未及回探妻小，尤其是次子光还体弱多病，一岁多还不会走路，更让他时时悬念，但也没有好办法。战争期间，按时往家汇款已很难了，为解老父愁苦难堪，他还得想办法偿还稀里糊涂、数目不菲的债务。陈铨多次大吐苦水，告诫警醒家中兄弟子侄，不能心存侥幸一味依赖，应想方设法，自食其力，可又于心不忍，怕伤了老父亲的心。
与穷困潦倒相伴的还有死亡的威胁。西南联大当初未接纳湖南和广西政府的盛意邀请，最终迁往昆明，考虑的是云南地处偏远，相对安全，兼有滇越铁路通往境外，但敌人魔爪还是伸到了昆明，这就是史家谓之的“无差别轰炸”[32]。陈铨多次亲历空袭，深受其害。1938年2月，日军首次空袭陪都重庆，5月底开始连续对广州狂轰滥炸十几天，造成万人死亡的惨剧。随着战争的深入，东南沿海陆续沦陷，滇越铁路几乎是中国对外交通的唯一渠道，外来援助、进口物资，尤其是军火必须经滇越铁路转运，更兼昆明还有不少迁来的政府机构和大学，势必成为敌寇针对的目标，劫数难逃。
1938年6月下旬，昆明市政当局已在作防空部署，敌机要来轰炸的传闻一时喧嚣。两周后，昆明发布第一次疏散令，要求学校机构往城外疏散，百姓闻之，也陆续迁往乡下。9月上旬，风声越来越紧，政府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公务人员，先行疏散，外籍居民来滇者亦须散住各县，不准勾留省垣”。9月21日，市政当局发出第一次空袭警报，只是当天大雨滂沱，敌机未来，但市民已惶恐不安，“纷纷认真疏散，轿车、船马，无一不陡然涨价”[33]。陈铨描述道：
今晨九时，昆明忽有警报。男出外至树林中暂避，二小时后，警报方解除。据云，日本飞机已来附近，但未侵入昆明上空。此为昆明第一次空袭警报。同时城中毫无防空设备，故一般人民非常恐慌。政府已下令疏散人口，中小学将一律迁至外县。男校住所城郊，有警报时，可以往山地躲避，故尚比较安全。[34]
自此春城再无宁日，“跑警报”成了整个城市的噩梦和人民生活的一部分。9月25日，临近的省会城市贵阳遭到空袭，消息传来，昆明人心惶惶，风声鹤唳。陈铨是这样描述的：“昨日晨时十时，忽见街上人民，纷纷出城，一时军警林立。我等以为有空袭，亦随众窜至山地躲避。至十二时回家，始知因贵州被炸，本地人民闻息，遂仓皇趋避。经此两度虚惊，一般人心动摇，纷纷迁往乡下及外县。昆明中等学校，已实行迁移。”[35]事后得知，这是“航校省府中人，传出敌机迫近消息”，而市民则“闻风走避，街铺尽关，路途拥挤”，甚至“传有小孩遭践踏而死”[36]。两天后，昆明首遭空袭。
1938年9月28日上午，九架敌机在昆明大西门、小西门以西，潘家湾、小西门苗圃及凤翥街一带，投弹100余枚，造成轻伤60人，重伤173人，死亡190人的惨剧。联大所租昆华师范就在这一区域，有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当天空袭警报响起，陈铨与同住在教授宿舍的同事浦薛凤相偕逃往郊外，两人皆留下记录文字，个中细节毫微毕现，可谓惊险万分。
据浦薛凤所记，当日上午八时四十分，骤然“汽笛长鸣”。闻警报声，他与陈铨等三名同事立刻从宿舍奔出，慌乱中结伴从学校后门逃出，只见“走奔者络绎于途，天上飞机已轧轧作响”。三人迅速穿过“街道房屋”，狂奔至城外公路西侧“坟墓错杂”之“荒野”。浦氏觉得“满目皆是避袭人士，恐前行反无些微掩护”，故在离公路一里处的“高堤旁两坟墩间”侧伏隐蔽，陈铨则与另一同事继续西行往山间深处。
当此时，亦有昆明航空学校的教练机升空盘旋，唯“皆孤孤单单，来来往往，并不成队”。随即传来刺耳的“紧急警报”声，而“震人耳鼓”的轰鸣声则“愈听愈大，愈迫愈近”，刹那间，“赫然一大队排成人字阵之银灰色”敌机，“侧竖自上向下，自西向东”飞窜过来，“数秒钟后，即闻劈拍连珠之机枪声”，“枪声甫起，即闻一阵轰隆隆轰炸声，倏又归于沉寂”。未几，远处传来了“机枪及轰炸声”，“瞬息又静”，抬头只见“东南角上，黑烟尘土，高缭天空”。至十一时半，警报解除，“一霎时，荒坟野草堆中，万头攒动，均振衣拍灰而起”[37]。
回到城中，大家始知昆华师范中弹二十余枚，死伤多人，损失惨重，“联大所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各直接中弹”。幸运的是，未外出躲避的金岳霖、皮名举、刘晋年等七名教授竟毫发无伤。浦薛凤卧室的房门“已成两片，室内灰尘厚积，棋子之圆匣之两匣盖，均飞地上，窗上铁键已断，天花板亦落一二块，肥皂两块如投泥土”[38]。陈铨宿舍更是正中一弹，断壁残垣，狼藉一片。是夜，一干师生在瓦砾残垣中收拾残破，灰头土脸地搬至往西稍远的昆华农业学校。
当晚，惊魂未定的陈铨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报平安：
本日十时，日机九架来袭昆明。在师范学校投弹十余枚，男住房全塌，东西损坏三分之一。幸男闻警报时即逃出，幸免于难。学生死二人，工人死二人，厨子死一人，教员死一人，其余尚有数人受伤。男现暂移农校居住。此处距城稍远。今日疲殆不堪，以后再详。[39]
一周后，陈铨又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惊险一幕：
上星期三，日机来炸昆明，总计投弹约百枚，在昆华师范约廿余枚。学校死校工二人，厨役一人，教官一人，学生二人，又有学生一腿炸断，入院后二日方死。学校附近城墙边，平民死者，七十余人，伤者亦数十人。男所住房屋，中二弹，砖瓦全脱，工人二即死于屋侧。教官死甚惨，尸体分裂成数块。伤心惨目，莫此为甚。有七教授炸时未出屋，屋前后均投弹，屋中窗户门均坏，然均得保全性命。
男闻警报时，即逃往山上，伏坟地间，飞机从头上经过，心惊胆裂，旋闻机枪炸弹声音，俨若在侧者。男屋中砖瓦坏栋，积数尺，但被褥尚完好，皮箱什□震坏，里面重要物件犹存。蚊帐则有数十小孔，一角压破。至于温水瓶，茶壶等物，早已不知去向。父亲与我之一对联，一中堂，悬挂壁间，亦荡然无存。衣服亦失掉一部分，箱子压烂，被单撕破一床。书籍失破七十余册。总计损失，约七八十元。生命保全，即已万幸，区区损失，不足计也。自念事变以来，一危于北平，再危于长沙，三危于广州，合昆明此次计之，已四次死里逃生，然以此次为最险，因炸弹正落男之寝室。[40]
空袭次日，警报又起，所幸敌机未到，而市民则又一番惶乱奔走，纷纷逃往外地。受此一劫，联大亦有动迁大理之议，后因多数教授反对而作罢，因为大家认为“昆明有空军保护，日机来袭，因崇山峻岭，极不容易，故来的次数必不甚多，只要学校能多挖防空壕，即无甚关系”，“唯教授之有家眷者，住在城中，颇为危险，将来必须设法疏散至外县或乡下”[41]。后来，闻一多、沈从文、冯至、金岳霖、梁思成等居留昆明的学者教授果然都避居乡间。而陈铨则随众暂居于稍远一点的昆华农业学校，非万不得已，一般不进城。
昆明首遭轰炸伤亡惨重，地方当局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加紧防备，筑挖防空壕堑，并从情报组织、信息发布、信号标识等建立起较为规范的防空措施，虽效果明显，但还是防不胜防。1939年4月8日，昆明遭受第二次空袭轰炸，目标是巫家坝机场，连带殃及附近村庄，造成二十余人伤亡。陈铨曾记录道：
昨日日机来袭昆明，共十八架，投弹均在航空学校附近，城中及学校，均无损伤。敌机两架被击落。警报发时，我等均趋避郊外防空壕内，飞机声及高射炮机关（枪）声均清晰可闻，唯炸弹声则距离甚（远），未得闻见。今日十二时前一刻，又来警报，但敌机未来。执笔作此书时，正躲空袭归来也。[42]
1940年5月9日，日机第三次空袭昆明，目标仍是巫家坝机场。
自此昆明空袭日渐频繁。据官方统计，1938年至1943年五年时间，昆明共遭37次空袭，其中尤以1941年为甚，有近20次之多，陈铨亲身经历空袭有20余次。1944年以后，我方防空加强，尤其是有美国十四航空队协助攻防，兼日寇战线太长，战力减损，“敌机袭昆较少以至停止了空袭，人民才有喘息之日”[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