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演与风波起源

1942年3月5日到20日，《野玫瑰》在重庆新建的“抗建堂”公演，连演16场，场场满座，轰动山城。此次演出系由“留渝剧人”自行组织^[26]，领头人是演员施超，是以后来被戏称为“‘打野鸡’捞钱”^[27]。演出结束后，施超还给当时在昆明的陈铨写了一封信，称“未能事先征求”“意见”（指演出权）就演了他的戏，表示“很抱歉”，并寄去“上演税”一千元，说以后有新剧本可交给他来组织演出^[28]。此次演出不仅反响空前，在经济上也收获颇丰，令穷困潦倒的剧人很兴奋，并准备还要旧地再演^[29]，可惜未能如愿，一场旷日持久的风波却由此开始。

剧人刘念渠化名颜翰彤在《新华日报》撰文率先发难，称《野玫瑰》思想意识上“隐藏着‘战国派’的毒素”，并对写作技巧也多有指责^[30]。而《新蜀报》的剧评则较为详细评述了《野玫瑰》的主题、情节和人物，肯定其“人物简单”，线索“清晰明朗”，“像侦探小说”，是以“获得许多好评”，虽也批评了王立民形象不免“喧宾夺主”，并牵扯上陈铨的“英雄崇拜”观点，但立论还比较客观公允^[31]。

随着争论渐起，重演一事出了问题，报称有演员“自动不肯上台”^[32]，并有“因该剧内容发生问题，当局已予禁演”的消息传出^[33]，重演计划不了了之。随后《时事新报》连载了檄文《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称《野玫瑰》隐藏着“战国派”的“毒素”，而接下来的获奖，使事情更加复杂。

1941年底，吴宓与贺麟联名将《野玫瑰》推荐至教育部，参加学术评奖。1942年4月18日结果公布，《野玫瑰》获三等奖^[34]。消息一出，“进步剧人”立即行动，石凌鹤牵头起草了一份“反对《野玫瑰》得奖的抗议书，签名者百余人，要求‘剧协’出面向教育部交涉”，“撤销嘉奖”^[35]。《新蜀报》一改原先平正立场，也刊文表示强烈不满，指责《野玫瑰》“为汉奸残杀爱国志士的罪行作辩护”，“写作技巧”上也不足为“模楷”^[36]。

5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重庆剧人抗议的消息：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前曾决定奖励学术著作多种，内有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著剧本《野玫瑰》，亦在得奖之列，戏剧界同人对此颇有异议，已有二百余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专函教育部请予撤销，该函中有谓：“查此剧在写作技巧方面，既未臻成熟之境，而在思想内容方面，尤多曲解人生哲理。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助勋，且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远，危害非浅。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抗战剧运正待开展，岂容有此欠妥之措施……”云云。^[37]

5月16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中央图书杂志审委会”主任潘公展，联合在重庆曹家庵招待戏剧界人士，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出席茶会。夏衍、陈白尘、吴祖光、沈浮、张骏祥、应云卫、陈鲤庭、白杨、张瑞芳等应邀到场。张道藩、陈立夫针对与会者的抗议和不满，解释《野玫瑰》获奖是“教授评议会”“投票”的结果，不过“聊示提倡”，并非认为“最好”，潘公展则为《野玫瑰》作了辩解，并指责《屈原》不应“鼓吹爆炸”，与会的部分左翼作家对解释并不满意，茶话会草草收场^[38]。经历一系列风波后，重庆剧人抗议一事不胫而走，昆明、桂林、永安等地相继出现了声讨文章，《野玫瑰》“有毒”的舆论也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