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诗传奇
巴蜀大地自古文人辈出，现代川籍作家也不少，但陈铨往往不在考察之列，杨义曾将陈铨与李劼人、沙汀、艾芜、周文等同归为“四川乡土作家群”，但又说这样“未免削足适履”[15]，因为其“思想取向和审美个性”是“出于新月派和京派之间”。事实上，《天问》（1928）、《彷徨中的冷静》（1935）诸篇，虽以传奇故事结构全篇，但皆以川南特有的地域风情与近代以来巴蜀大地风云变幻的历史为叙事背景，二者水乳交融，缺一不可，不仅具有浓郁地方文化氛围，还带有史诗意味。
《天问》完成于1928年，同年由新月书店出版，是陈铨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一经面世，吴宓、顾仲彝、罗皑岚等均著文予以高度评价，据说徐志摩曾一口气读完了手稿，大为赞叹。陈铨也正是凭借此作而“一鸣惊人”[16]，为文坛所关注，并获得“擅长篇”美誉。《天问》通过紧张曲折的传奇故事的叙述和人物悲剧命运的书写，熔社会历史演变、个人命运遭际和人性奥秘探寻于一炉，既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历史感，也有夸张奇崛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还带有形而上的哲思意味，确实不同凡俗。
首先，《天问》讲述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主人公林云章出身微贱，却文武双全，但不幸父母双亡，只得到城中药店当学徒，暗恋上老板女儿慧林，但慧林早与表哥陈鹏运互相爱慕，云章因此陷入痛苦中不能自拔，后又惹上官司，亡命他乡。三年后他当上旅长，带兵驻防富顺，却发现慧林已嫁给了表哥，于是苦心积虑，派人暗害了鹏运，并骗娶慧林为妻。得偿所愿的林云章婚后心灰意懒，又在军阀争斗中失势，地位不保，更兼杀人阴谋败露，遭人逼迫勒索，绝望中向病入膏肓的慧林袒露了自己的罪恶，拔剑自刎。
其次，陈铨将故事发生地放在自己的故乡富顺，描摹了这个川南小城和江滩乡场特有的风俗民情和自然风光，展现了富有地方色彩和乡土意蕴的画面。富顺地域广阔，物产丰富，自古产井盐，富庶一方，交通便利，商贾往来，沱江绕城而过，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小说充满温情的笔触表现了一个游子浓浓的乡情：
富顺县城固然不能算很大的城市，然而城内决不能说萧条，一四七赶西门，二五八赶后街，三六九赶东街，除逢十的日子，每天都有场期，乡里的人，一个个都担起米豆麦布各种的东西来卖。白花的猫儿，在麻布袋里露出一个头来，太阳射着，把眼睛闭起，只剩丝丝一线。红冠子，绿尾巴的雄鸡，捆住两脚，倒挂在秤上。讲价钱的声音，叫卖的声音，朋友招呼的声音，鸡声、猫声，哄哄地嚷成一片。
这样热闹的空气，已经常常令人忘记了兵匪的痛苦，更加上富顺城又是著名风景幽美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城里，居然有三山两湖。
顶高的要算第一山，西湖、少湖慵卧在它的左右；马瑙山围绕在它的后方；同心塔、翠屏山、桂子山胪列在它的当前，它像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挺然矗立。上山不上数十步，就可以看见青苍的石碑，碑上刻得有斗大的“第一山”三字。“第一山”两个字来得真不近，他们从巫山第一峰飞到富顺，富顺人自己添了一个“山”字……[17]
再次，小说以强烈的批判讽刺的笔调和人道主义情怀，叙述了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到“打滇娃”[18]的军阀纷争给富顺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折磨，折射出时代变迁和历史演进的峻烈残酷、云谲波诡。近代以来，四川军阀派系林立，战乱不断，兵匪肆虐，巧取豪夺，百姓饱受兵僰灾厄之痛，过着朝不保夕、牛马不如的生活。小说中写道：
第二批的北洋兵果然不久到富顺了。换用军票，敲竹杠，抢打骂拉夫强奸，都一幕幕地演过。不过这一天稍微有点不同，开鞋铺的老张是隔柜台一刺刀穿心刺死的。不是打死的！
……
“打滇娃”的运动一起，四川就继续两年多的战争，彼此互有胜负，谁也不能胜谁。不过无论哪一方胜，哪一方面败，结果都是一样。败的军队要撤退时，照例是大抢一次，把“团总公”找去押起，强迫“开拔费”十万元。打胜的军队，刚进城照例也要大抢一次，把“团总公”押起，强迫筹“犒劳费”十万元，你来抢一次，我来抢一次，你来十万元，我来十万元，结果“滇娃”还是没有打走，“川耗子”还是没有打输。……
残杀了两年多，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倾了多少家，破了多少产，谢天谢地，居然把“滇娃”打出川了。……从前的土匪头，无赖子，穷光蛋，现在一个个都当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了。[19]
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正是林云章传奇人生和悲剧命运发生的土壤，其大起大落的人生，不单是想象虚构的传奇，也是个人命运与战乱时代激烈碰撞的结果，他既是沾满鲜血的混世魔王，同时也是受害者，其悲剧人生既是人性毁灭的个人悲剧，也是一个混乱时代的真实写照。
《天问》故事情节大开大阖、跌宕起伏，既有超脱现实的浪漫传奇色彩，又深具现实主义的历史感和真实性，在传奇中见证了历史，在历史中书写了传奇，表明了陈铨“有意识的追求‘史诗’和‘编年史’的效果”[20]。吴宓曾评论道，“此书虽写鹏运慧林云章等数人数家之事，而实以民国元年至十二年之四川省富顺县为全书之背景（setting）”，“而中国政治世界潮流之大变迁，亦隐隐然淡淡焉现于其后方”[21]，可谓深得其义。
从叙事结构看，《天问》中交织着两个三角恋情故事，一个平淡无奇，以人物的因病死亡结束，一个则以惊心动魄的阴谋暗杀收场。但小说的叙事主旨既不在言情，也不局限于传奇本身，而是执着于死亡叙述，抒写了作者独特的悲剧美学，从而凸显其现代意识。这使得《天问》在叙事伦理上区别于通俗文学，又迥异于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而独具特色。
首先，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奋斗史、发家史和罪恶史，探索了人性中“天真与虚伪的冲突，情爱与罪恶的对垒和仁慈与残暴的搏斗”[22]的复杂性。林云章从孤苦无依的学徒到在刀口求人生的军阀，有偶然的因素，但也是张扬个人意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自我选择。为了“醇酒宝剑美人”的理想，他从一个处逆境而不失志的进取青年，摇身变为乱世枭雄，为了一己私欲，他隐忍演戏，借刀杀人，卸磨杀驴，再变为一个不顾一切的阴险家，最终时背运蹇、丑行败露，将自己推向人生绝望和心理崩溃的境地。林云章大起大落的短暂一生，不仅反映一个兵匪横行的疯狂时代，同时也烛照了欲望膨胀的可怕、人性堕落的丑恶和人生绝望的可悲。
其次，小说中主要人物均以失败和死亡而告终，通篇笼罩着悲凉荒诞的命运感和绝望虚无的末世气息，无论是罪有应得的邪恶之徒，还是温良驯顺的无辜者，无不沉沦于死亡阴影和人生无常的宿命中。林云章费尽周折得到美人之时，也是其走向末路的开始；陈鹏运是一个本分青年，最终惨遭乱刀而死；慧林心地善良，与世无争却遭人算计，丈夫被害，族人欺负，病危之际得知热心人竟是杀夫元凶，只得哀叹天道不公。此外，万队长、陈鹏运的前妻、无赖何三，以及饱受战乱之苦的普通百姓，无不如是。在死亡叙述中寄寓着作者对生命存在与人生宿命的哲理反思，荡漾弥散的正是陈铨后来有深入研究的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悲剧美学。
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意志”，人类无法遏止意志的永恒欲求和盲目冲动，“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是痛苦”，人生无非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23]，而作为“文艺的最高峰”的悲剧，在于表现“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从而“暗示着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性质”，即“意志和它自己的矛盾斗争”[24]。
陈铨曾自述道：“一九二八年，当我提笔写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天问》的时候”，“思想方面，间接也传播叔本华的主张。单是《天问》的题名，就带不少悲观主义色彩。至于婚姻问题的见解，也根据叔本华的意见。[25]林云章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从规矩的学徒沦为魔鬼，夙愿得逞后的“不过如此”的慨叹，与最终阴谋败露的悲观沉沦直至自戕而亡，形象地演绎了意志恒在、欲壑难填、痛苦永在的悲观主义哲学。林云章这样的生命强者，都免不了机关算尽的宿命，其他人更是只能在乱世中作徒劳无望的挣扎，痛苦的煎熬和死亡的悲剧是人生的必然也是最后的归宿，正如慧林的悲叹：“人生总是痛苦的，失意固然苦痛，得意也未尝不苦痛。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可怜虫！”[26]
1930年，陈铨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下称“《冷静》”），1933年9月在德国海德堡最终完成这部三十万字的巨构。小说同样以四川富顺为背景，只是故事发生时间推前至辛亥革命前夕，可以说是《天问》的“前传”。但在艺术探索，尤其是悲剧美学上，《冷静》与《天问》则大有异趣。
《冷静》架构庞大，线索众多，居于中心地位的叙事结构是富顺百龙场团总少爷王德华与三个蕙质兰心、但又个性各异的女孩之间的日常俗事和感情波澜。王德华是成都高等学堂学生，眼看同学纷纷加入革命党，他却不知所措，意气消沉，在辍学归乡途中，与失意隐士张八胡的独生女张落霞偶遇，并相识相恋；德华青梅竹马的表妹采苹极力撮合二人的好事，另一个女孩刘云衣受父亲影响，热衷革命，规劝德华要振作起来，劝他入革命党，但德华并无兴趣，甘愿隐身于乱世之中。在新旧激烈冲突的时代风雨中，不仅连革命党被捕下狱，连张八胡父女等无辜者也遭人构陷，最终他们皆死在暴虐者的疯狂屠刀之下，王德华只能偷偷掩埋恋人的尸骨，依旧彷徨迷惘于无地，躲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等待新世界（辛亥革命）到来。
《冷静》明显借鉴《红楼梦》的手法，精心描写了几个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欲展示的是辛亥革命前夕，川南江滩乡场世态百变的历史画卷，描摹时代激变与转型时期的残酷现实、社会心理和人物命运。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下，展示了两种势力、两种人物的无情对垒：德华优柔寡断，诚朴善良，落霞恬淡自守，采苹热情开朗，云衣持重有胆识，柳莲青热血固执，张八胡豪爽义气，王团练急公好义；他们的对立面则是丑陋不堪的末世统治者及其帮凶，如昏聩无能的赫知县、贪婪世故的张师爷、跋扈歹毒的陈跛公、霸道阴狠的周师爷等。作者有意将人性的美好与善良置于革命将至的时代潮流中，遭受惨烈无情的碾轧摧残，以此来表现时代的悲剧。
《冷静》完成于德国，凝结着作者的家国情怀、故土之思，几乎调动了他对故乡的所有记忆，小说中不仅有大量地方民俗风景的描写，并多次铺写游离于主要情节之外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正如批评者所言，“大大小小不关紧要的穿插太多”，“使故事的骨干软弱，演进呆滞”，“像在写江湖奇侠传”[27]。事实上，陈铨就是要在险滩秀色、掌故传说中，演绎革命涌动中各式人物的悲剧命运，反映带有川南浓郁地方风味的历史图景和百味人生，大佛岩、贞烈仙姑、鬼故事、大破蛮军等民间传奇故事，以及王三娘、陈跛公、赫知县等或风趣或丑恶的行迹，正是构成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基本元素。
《冷静》的叙事旨趣与《天问》迥然有别。后者是以主人公林云章的堕落和罪恶为核心情节，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只是叙事背景；《冷静》着力描摹广阔的社会图卷，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景，也是推动情节发展和主宰人物命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陈铨有意识地通过革命风雨欲来前两种力量的残酷对抗，在时代的变迁和潮流的涌动中，成功再现了革命前夕，从知事师爷、恶霸讼师、妓女老鸨，到乡绅隐士、团练乡党、革命者、青年子弟等各阶层人物的世态百状，描摹出一个行将灭亡时代的丑陋龌龊和残暴血腥。
《冷静》的悲剧美学来源于德国戏剧家赫伯尔的启示（参见前章），小说中人物没有林云章那样张扬起伏的人生，无论是消极的隐逸者、主动的革命者，还是其他芸芸众生，他们在无情的历史意志中只是渺小的存在，主宰他们悲欢离合、生死寂灭的是无法抵挡的社会遽变——一个没落垂死的王朝最后的疯狂、丑恶、窳败，而他们的悲剧则映射了“历史演进”和“时代精神”的不可阻挡。从某种意义上说，《冷静》是陈铨借文学作品向悲剧家赫伯尔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