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化反思
“战国派”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文化和国民性问题。他们一再声称抗战不仅是御敌求存，也可以借此来荡污涤垢，“在表面损失的背后，隐藏着莫大的好处”，殷切希望通过抗战一洗传统文化的糟粕，建立理想的民族文化和国民精神。
首先，他们反思并批判了中国传统政制及其所滋生的文化病象。雷海宗认为，“无兵的文化”是“中国的永久问题”，因为“无兵”，就不能“自立自主”，命运总操于他人之手[67]。自秦以来，士大夫和流氓成为社会主流，前者素喜“结党”“清谈”，乱世中则做“汉奸”，后者无才无识，也难成事[68]，是以历朝历代要么被外族统治，要么忍受外侮，“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裂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69]他最担心的是近代以来，西洋携武力和文化“两种强力”，“并于一身而向中国进攻，中国是否能够支持”[70]。
雷海宗的构想是重建“真君子”精神。所谓“真君子”是指“文武兼顾”、集“行政与战争”于一身的士族阶层，他们“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以当兵为荣誉，而非文弱虚伪、心术不正的“士君子”“伪君子”。他尖锐地批评了“今日的知识阶级”虽受过新教育，但“只限于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仍照旧是伪君子”，“同样的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大家就又从事鸡虫之争；一个弹炸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所以“伪君子”必须铲除，引领者“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唯有如此，“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才能洗清[71]，“第三周”文化才有可能产生。
林同济的批评和反思集中在“官僚阶层”（“士大夫”）。所谓“官僚传统”是指“整个结构之运用的精神，表现的作风，以及无形中崇尚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也即官吏们的作为行事、精神风尚和人生理想[72]。林同济认为，传统政治文化有三个亟待改进的风气：重私德轻公德（孝先忠后）的公民伦理、“猎取功名”的人生理念和“容忍苟安”的国民习气，而这些弊病又集中体现在“士大夫”身上，深植于整个官僚体系中，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73]。其根本特点是“中饱”，彼等上为政府（皇权专制），下达民众，专事利用这种“中间地位”，攫取私利，中饱私囊。战国以下，中国政制就是这“中间人”“畸形发展”、无限膨胀的时代，官僚制度与专制皇权、家族制度和商侩社层沆瀣一气，形成“‘妾妇’的派头”“‘任用私人’的习惯”和“‘贪污舞弊’的风气”[74]，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等四种“毒质”深入骨髓，而“关键的关键”就是要“彻底改良”这个“中饱”的“官僚传统”[75]。
在《大夫士与士大夫》《士的蜕变》等文章中，林同济反复阐明“士”的堕落腐化是文化败象的症候，是“文化再造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他的解释，这个蜕变过程就是从“大夫士”到“士大夫”，前者是文武兼备的“君子”，后者是腐儒官僚[76]；前者文韬武略，是能“忠敬勇死”的“刚道的人格型”，后者多钻营“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排挤，造谣，掠功，嫁祸”等“宦术”，一切皆“作态”“作假”，专事于“假公济私的勾当”，“刚道的人格”蜕化为“柔道的人格”。所以，一定要“反数千年的旧道而由宦术到技术”[77]。更进一步，林同济把矛头指向“皇权”，批评朱元璋“以民族解放始，以蹂躏国人终”，是“历史症结的集大成”者，一代枭雄沦为“传统历史的奴役”，成就了“家天下”，致使整个民族都“成为奴才”，贻害后世，这是“真正的悲剧”[78]。
雷、林的重构中国文化的思路都是从批判官僚政制、“士”的堕落开始，最终指向当下腐败的官僚吏制和知识阶层，这也是“战国派”共同指向。如何永佶同样指陈中国政治的“病源”就在于“富”与“贵”结合的传统意识和行为实践[79]，与西人相比，中国人缺乏“使命（Mission）”和“天召（Call）”观念，只求苟且“活着”，职位不是作为一种职业（Career），而是作为“功名”，关心的“to be”，而不是“to do”：
无怪我们忌谈政治，寄情诗酒，小品文，效嵇康阮籍的狂放，以图“苟存性命于乱世”。流风所致，一套中国的人生哲学，成了如何品茶，如何栽花，如何烹鱼，如何酿酒，如何欣赏女人小脚的美之老奸巨猾（old rogue）的宇宙观！我们所谓头等作家也居然拿了这一套向外宣传，获了不少外汇放在荷包里！[80]
如林同济所言，中国人看似“孔孟的面孔”，灵魂深处是“老庄的灵魂”，没有西方自由精神中所包含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只沉溺于自己的“无为”世界[81]。而这些隐逸狂放的避世者，尚能有个人的清高，至于那些“不负责；怕事；无创造；专事模仿；因循；随便；怕得罪人；不敢当面说亮话，却鬼鬼祟祟，背地做工夫”者[82]，就更不必说了。总之，整个知识阶层完全“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了[83]。这种“人格的鬼魅化”“幽暗的漫布”皆在“文化的堕落”，并已至病入膏肓了，“非全部开刀不可”[84]。
有鉴于此，他们推出“力”“力人”“兵”等名称不同、实质相近的概念，来代表理想的文化精神，并以期一改怯懦猥琐、明哲保身、萎靡苟且的国民性。其中林同济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格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从体裁、内容到文风，皆深受鲁迅杂文的影响，陶云逵所倡“主人道德”的“力人”，除借鉴了尼采的道德论，则别有文化人类学和生物遗传学等科学理论背景[85]，何永佶从希腊神话的勇敢无羁、挑战权威的英雄人物得到启示[86]，沈从文则不厌其烦地一再宣扬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至于陈铨则期以德意志文化精神为师鉴，后文再论。有研究者曾指出，“战国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尚力思潮”之一脉，是对儒家中庸哲学的“超越”，表现了近代以来，国人对“生命力量的执着追求”[87]，此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