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与“战国派”的诞生
全面抗战爆发，院校机构纷纷内迁，边陲云南意外成为理想的地方。1938年初，举国瞩目的西南联大全部迁到昆明，而本土的云南大学也得以网罗了不少人才，获得迅速发展。国难当头，大学与地方精诚合作，各尽所能，共御外侮。一批国中顶尖学者文人云集春城，而访游聚会，纵论世事，结社办刊，著文立说，既是雅兴，更为救亡，昆明文化界是以热闹繁荣，一举成为大后方学术文化中心之一。
如时论所言，“上层知识分子”通常是“政治智慧的来源和政治决策的发动者”，或是“政权的掌握者”，或是“对现存政治一种有意识的制裁力”，国难当头，更应以“一言兴邦”的能力，成为上达执政、下通民众的“桥梁”和“社会的活力”[1]。作为在野的“上层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们以自己的专长，阐发真见，指明方向，为抗战贡献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义不容辞。
到达昆明伊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们，就开始在《云南日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朝报》《益世报》《战时知识》等当地报章杂志，以及《新动向》《今日评论》[2]等教授们自己创办的舆论高地，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言论代表了学者教授们国难期间的研究心得、思想动态，以及对国运时势的密切关注。至于“战国派”诞生的标志——《战国策》的创刊则稍晚一些。要从林同济说起。
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被日寇的炮火炸毁，林同济即应邀受聘云南大学，1937年9月就到了昆明。林同济健谈广交，热情好客，待联大迁来，重逢一批清华同学，家中常常高朋满座，陈铨曾在家信中说林同济“常请男至其家吃饭”[3]，吴宓也几次记载教授们在林家聚宴言欢的情形。1938年4月，林同济与陈铨、王赣愚、贺麟、朱驭欧等同学同事相商，拟在《云南日报》办一个副刊，最终却创办一个专门刊物——《新动向》。
《新动向》实际是《战国策》的前奏，盖因不仅其作者多为大学教授，而且集稿和主编是林同济和陈铨[4]，沈从文也在该刊发表了《谈保守》《给青年朋友》等文章。只是《新动向》隶属云南省党部的云南日报社，不是他们自己的刊物，诸人撰文也渐少，并于1940年1月发布启事，宣布停刊[5]。其时，清华校友何永佶应邀到昆明，交流往返中，大家又有办刊的动议，最终由何永佶游说上峰缪云台，筹来了印刷经费，办成了《战国策》，“战国派”由此诞生。
林同济、何永佶、陈铨诸人从来没有自认为何种派别或团体，实际上也没有一个“派”应有的组织、制度、纲领等要素。其称谓在当时先后有两个：一是记者范长江据《战国策》名之为“战国策派”（1941）；二是《战国策》停刊后，林同济从1941年12月开始，在重庆《大公报》主编《战国》副刊，汉夫、欧阳凡海等左派文人据此称之为“战国派”（也可记作“‘战国’派”或“《战国》派”）。后世论者一般称“战国策派”或“战国派”，无论哪种称谓，皆是因刊得名。
《战国策》一经创刊，即在昆明引起关注，据“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称：此刊“负责人”是林同济，“内容以大政治相标榜（彼帮新创名词），谓现时代为战国时代之重演，非提倡有力的大政治不足以抗战图存，执笔者多为大学教授，阅者以大学生为多，每期刊五百份”，“销路颇佳”[6]，并很快受到“国内思想文化界”的“重视”。1940年11月，记者范长江到昆明时曾专访《战国策》同人，写下报道《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下称“范文”）。
范文提供不少重要情况，是“战国派”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首先，在“《战国策》同人”专为范长江举行的“晚餐会”上，“主人”有林同济、何永佶、雷海宗、沈从文、陈铨、洪思齐、徐敦璋等7人，陪客为两名同行（民国日报社长杨秀峰和新蜀报记者方刚）；其次，较为详细描叙了聚会间诸君子的言论，并第一次称之为“战国策派”；再次，林同济、何永佶是刊物的“实际负责人”[7]，7名“主人”中除徐敦璋外[8]，皆为《战国策》的主要作者，当然也是“战国派”的核心人物。
但在范长江采访后不久，《战国策》就发生了问题，此后至1941年7月，仅断续出了三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是与出资方缪云台发生了分歧和矛盾。事实上《战国策》第18期已经编好，但因无钱印刷而作罢。心有不甘的林同济在王芸生的支持下，才有了后续《大公报·战国》。合计两刊，共发文140余篇，最多的是林同济（36篇），以下依次为何永佶（32篇）、陈铨（21篇）、沈从文（9篇）、雷海宗（7篇）、洪绂（7篇），其余作者皆2篇以下[9]。此与“战国派”核心人物是对应的。
所谓“核心成员”本不是问题，但往往被复杂化，研究者为了方便，删繁就简，以致各家界定的“核心成员”还不统一。最典型的就是沈从文本人和研究者多否认其与“战国派”的关系，但其实事实清楚[10]，1940年5月，香港《大公报》所载出版消息，还特别提到“名作家沈从文等，近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1]。在笔者看来，“战国派”是历史遗留概念，范长江是为了方便而名之；在左派文人那里，很大程度上专指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少数人。
范文还描述这样一个情况，当林同济、雷海宗侃侃而谈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和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等时，其他“同人”赶忙加以说明解释：
这时，沈从文教授、洪思齐教授、何永佶教授皆发表声明，关于这种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有一致的意见，林雷两先生的刚才这些看法，只是他们个人的思想，不是《战国策》全体一致的立场。洪教授特别指明，除了“大政治”一点外，《战国策》同人没有共同的意见。……
临别时，他们还再三说：“我们大家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写文章也没有事先讨论过，编辑不过收收稿子，并无一定不变的编辑方针。”[12]
显而易见，“战国派”诸君不仅没有派别意识，而且特别强调个人立场。事实上，无论是《战国策》，还是《战国》副刊，所论极为广泛，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只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若作整齐划一的归纳定位，则缺乏实证，空泛而片面。要言之，所谓“战国派”只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以个人立言为原则的自由作者群。唯有在此前提下去考察，方能接近事实和本相。
“战国派”诸君聚合一处，有两个重要渊源，一是多出身清华，要么曾是学生，要么是教师；二是林同济在其中发挥了纽带作用，如沈来秋、陶云逵、费孝通、陈碧笙皆为其云南大学同事，陈铨、贺麟等系清华同学。沈从文位列其中，也不奇怪，他与陈铨早就相识，而且从《新动向》到《战国策》，他皆有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