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政治”
“战国派”令人侧目的是“战国时代重演”“英雄崇拜”等口号式名词和概念，但他们本身却强调务实精神。洪思齐明确地说，只有“大政治”是“战国派”诸君唯一的“共同意见”。所谓“大政治”，首见于林同济撰《战国策》发刊词：
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politik）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53]
这清楚地表明了《战国策》的宗旨：一是其言论旨在救亡图存；二是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立论原则，立场中正；三是内容和形式不拘一格。
洪思齐在专文《释大政治》中，有更为清晰的解释：
大政治这个名词是《战国策》里几个朋友创的。它的涵义并不是一望而知的，但是没有更妥当的名词，所以就创了它。“大”约意思不过表示它是超派别，超阶级，超省域，是以国为单位，世界为舞台的斗争政治。
既然以“国为单位”，那么国家利益就是唯一原则，“一切幼稚的善恶观念必须打破”，战争和外交的目的“求国家之生存与发展”，二者互相促进，而武力则是“维护安全”的根本保证，要求得生存，必须改换“传统的政治意识”，只有以“大政治（High Politics）”的思维考量应对现实问题，中国才有活路[54]。
何永佶在《论大政治》中，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有一个妙喻：
譬之一条金鱼：当其在金鱼缸时，“优哉游哉”，只为天下是一个“信义和平”的世界，那里面没有鲨鲸鼋鳖而只有青草白石的金鱼缸，也的确是这样的世界那条金鱼在这安乐窝的金鱼缸里住了几千年，忽然被抛入大海，那里有的是海虎、海豹、海狮、海貔、海豺、海蛇、海蝎，个个垂涎它金色的美，“象以齿而焚身”，这条金鱼也许就因自己的美丽而遭不测。把“中国”二字代替“金鱼”，就可知我们的处境之危。[55]
何氏认为，中国百年来一直就是这种鼠目寸光的“金鱼缸政治”，没有充分认识我们的境遇与世界政治军事的动态息息相关，始终没搞明白近代以来“苦心经营”的种种强国美梦，皆化为泡影的根本原因，在于“几千里外国际政治巨流之源”。抗日战争同样应置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去观察理解和谋划应对，而一个国家就是“有机体”，必须以外部变化为风向标，再从内部调整改变，这样才能适应大环境，如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而“联俄”，其意在以之钳制日本，所以国父是“有大政治意识的政治家”[56]。而林同济则有一个更通俗直接的说法：“能够为国家做一桩事业，销敛洋人的威风，或进而由洋人的手中取而代之，便是大政治。”[57]
综合各家之言，“大政治”的基本内涵是：一、抗日战争是世界“战国时代”的一部分，应从大格局认清中国的抗战危局；二、要赢得抗战，谋得民族生存，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一致对外；三、不能依赖别人，徒作和平梦想，更不能妥协退让，必须强大自身武力和国力；四、国与国之间没有是非，只有利益的制衡，外交只是手段，战斗力和战争才是根本。
所谓“大”者，在具体层面指只要事关“抗战建国”，不论巨细，无所不包。综合研判《战国策》《大公报·战国》29位作者，140余篇长短文章，主要有三大方面内容。一是宏观理论建构。包括林同济、雷海宗援引发挥的文化形态史观和陈铨宣扬的英雄史观，以及“战国时代重演”“英雄崇拜”、尼采学说等具体观点。此为“战国派”最具理论色彩，也是最有争议的言论。二是文化批判与文学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的吏制兵制、官僚阶层和国民性等传统政制、文化的批判反思，并期以他山之石（如普鲁士文化、古希腊精神、现代公民观念等），重建新的民族精神。这是“战国派”关注的焦点，也是最具价值的思考。三是时局研究和时事评论。重点在剖析国际间政治、军事、外交等风云变幻的前因后果，及其与中国抗战的密切关联，此类言论多就事论事，重客观理性分析，具有资政意味。
“战国派”所论三大领域，虽然并非泾渭分明，但也可大致分门别类。洪思齐曾说，林同济、雷海宗等“爱用望远镜”看待问题，他们几个（按：指洪思齐、何永佶、沈从文等）更“喜欢用显微镜”，“对于形而下的实际问题感到兴趣”[58]，即是指这一特点。以此检视“战国派”评价史，可以发现历史形态学、英雄史观等宏观理论，当时和后来都是被集中关注和言说的对象，而“战国派”多数人皆论及的文化问题，1990年代以来，逐渐被研究者所发现和重视，但“显微镜”下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多遮蔽不表。不妨再作一个详细统计（见下表）。
续表
续表
从表中可见，“战国派”144篇长短（包括来信）文章，以阐述宏观理论为主的有17篇（12%）；以中国国情和抗战时势研究为主的文章45篇（31%）；关涉文学、文化、历史和国民精神有82篇（57%）。以上归类和统计可能不完全贴合，但比例不会有太大问题。于此可见，“战国派”诸君所思所虑在四个字——抗战建国。
大体而言，“战国时代重演”“大政治”“唯实政治”等理论建构，以及关于国情时局的具体问题的剖析研判、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皆围绕“抗战”立论，谈及最多的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则以“建国”为鹄的，前者是迫在眉睫的救亡，后者关乎民族国家的未来。林同济、雷海宗侧重于以“文化形态学”方法，建构宏观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规律，预判局势，期以找到应对办法，文学家陈铨和沈从文更多讨论的是文学和文化，何永佶、洪思齐则多阐发分析即时变化的时局动态和具体事件。以何永佶、洪思齐为例——
何永佶关注研究世界政治多年，积淀深厚，洞察力敏锐。《从大政治看中国宪政》《欧战与中国》《东击与西击》《希特拉如何攻英》《希特拉的外交》《龙虎门》等文，一一剖析了中国的宪政与外交、欧战与中国，希特勒如何迅速制胜，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行文畅达平易，深入浅出，多有精彩之见。如《君子外交——动口不动手》详细考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提醒当政者不能盲目假定美国会“尽力援华”，而是要主动作为以获取美援[59]，而《美国应立刻宣战》则不客气地批评美国应放弃“小政治”思维，立刻对轴心国宣战，指出只有战争才能避免可能的危机，并预言“美国终有一日须与轴心国家宣战，早一点好过迟一点”[60]。此预言果然应验，所以何永佶后来颇为自得地写道：“此文作后一年多，美国始被珍珠港一炸弹迫上参战。”[61]
洪绂（1906—1988），福建闽侯人，1925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物理系，1928年公费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专攻经济地理，曾师从著名地理学家马东（E.de Martonne），1934年获博士学位，又到巴黎大学政治学院攻读外交学，其博士论文《茶叶地理学》出版后受到欧洲学界关注。作为地理学学者，洪思齐的《挪威争夺战——地势与地略》《地略与国策：意大利》等文，以彼时风行欧美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62]新方法来研究国际战局和战争，令人耳目一新。《如果希特勒战胜——》《法兰西何以有今日》《苏联之谜》《苏联的巴尔干政策》等文，则详细梳理解析德、苏、英、法等国，如何在复杂的局面下，经过一番纵横捭阖，制衡博弈，最终促成了“外交史上的奇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的签订，并对欧洲未来时局的可能走向作了前瞻。
此外，如王迅中的日本研究，沈来秋的“国防经济”研究，陈碧笙、王季高、曾昭抡等，也皆就具体问题作详细分析和深入阐发。此类文章系国情国策的现实研究，重在实用意义和科学价值，也是撰文者的意图所在——瞬息变化的世界局势从何而来，发展趋向，中国何去何从，采取何种策略和应对方式，以避免危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彼时语境中，这些言论多为中性客观的研究，一般不指涉价值判断，即如对武力和强权的标举，系指应对中国抗战危局的实际需要，而并非鼓吹战争。
这些精通外文、学有专门、崭露头角的学界新进的“战国派”诸君，才气纵横，见多识广，彼此交流碰撞频繁，所论闳中肆外，宏观微析，鞭辟入里，锐气逼人，踔厉奋发。诚如沈来秋所言：“连读贵刊十余期，兴奋无量。丁兹国际纷争之局，一切演变纵横错杂，我们每觉目迷五色，不易寻到线索。自贵刊揭橥大政治的目标之后，复从地理及许多普遍的事例里，寻出演绎式的共同原因，俾使读者可以举一反三，有左右逢源之乐，因此反映到各国内政外交上的种种问题，也就不难迎刃而解，提出对策。”[63]
从实际影响看，“战国派”在抗战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帮助人们认清国际风云的微妙变化及其缘由，提醒、告诫、鼓励了国人要依靠自身努力，用武力抵御强敌，实现抗战建国，无疑起到了振奋人心、提振士气的积极意义。最具舆论影响力的《大公报》谓之以“崭新作风”而“异军突起”[64]，并接纳他们开办副刊，也说明心有戚戚者不乏其人，并非印象中的人人鄙之。而除了国统区外，“战国派”还曾在上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1年初，由林同济的美籍妻子黛南（Adeline Gray）策划，在上海发行了3期《战国策》，所刊文章系选自昆明版《战国策》（1—10期），是所谓“上海版”。沪上读者认为林同济、陈铨、沈从文等人的著述，“有内容有骨子”，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颇切此时此地的现实需要”，“语重心长，读之可令人坚定信心”[65]，“为孤岛人士不可多得之精神食粮”[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