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代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的关键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已穷途日暮。鉴于抗战时期左翼文化界不友好的态度，有朋友劝陈铨离开大陆。成了姨侄女婿的好朋友陈康（其妻子陶淑明是邓昭常大姐的女儿）结婚后就先行到香港去了。而陈铨以为自己不过一介书生、大学教习，并无说不清的问题，几乎没有考虑离开。日后他还告诉亲友“不去台湾，留下来是对的”。
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据上海，大中小学校平稳过渡，短暂纷扰后，一切照常，变化不大。1949年10月25日，陈铨在同济大学填报了《上海市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工作者登记表》，其中在“宗教信仰及政治主张”一栏写道：“实行新民主主义，以建设平等自由独立的新中国”，正式迈入新时代。不久同济大学的德文系合并到了复旦大学，陈铨又得到复旦兼职授课，讲授德语、德国文学史和歌德传等课程，而在同济大学则仍是外文组主任，上课教学，聘请教员，安排课程，主持系务，一如既往。
两年前，邓昭常已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上海，多年的漂泊分离，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光群、光还已是少年了，而陈铨最为疼爱的光琴才三岁[1]。他们开始住在上海有名的“礼查饭店”[2]，这是同济大学租来的给教授们住的临时宿舍，陈铨一家住在五楼的一个大套间。自从到了上海，陈铨先后重逢了一大批同学故交，其中来往密切的是王造时、林同济、林伯遵、雷兴翰、陈康、孙大雨、陶桐、全增嘏、徐中玉等学界中人，并在上海遇到了一位特殊的亲戚——楠林。
楠林（约1919—1966），四川富顺邓井关镇人，原名吴孔修，是陈铨的舅舅吴六爷的长子，十七岁就离开家庭，后辗转到了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工作于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中共中央办公厅。陈铨曾说：“他曾经使我了解共产党，虽然没有见面几次，帮助甚大。他叙述革命经过，使我兴奋佩服。”[3]1951年前后，楠林到上海出差期间，曾拉上林伯遵、陈铨两位表哥，与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吃了一顿饭。事后楠林还告诉陈铨，杨帆对他的印象很不错，此时正值“镇反”运动，表弟此举给陈铨以很大的安慰。
但问题还是很快来了。1950年9月，民主德国反法西斯作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随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后，西格斯到上海访问，上海方面找到同济大学，希望能派个德语翻译，陈铨当然是不二人选，校方也找到了他。德国是他曾努力奋斗多年、留下太多美好回忆的地方，接到任务后，陈铨一想到从深深眷念的遥远国度来的朋友，就兴奋不已。可事到临头，主管外事的干部竟然不让他去当翻译了。陈铨既沮丧，又恼怒，回到家里，仍愤愤不平，指责那位外事干部故意跟他捣乱。他可能还未曾料想，考验和难关才刚刚起头。
1951年秋天，全国范围内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内战结束，满目疮痍，随后又是“抗美援朝”，国家已不堪重负。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的现象，1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发文，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为“三反”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核心是如何让长期生活在国民党治下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上脱胎换骨，以实现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塑。
高等院校是两大运动中的重要领域，大学教授更是重点“改造”对象，要“人人过关，个个洗澡”。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教授治校、学术为先、自由言论的教授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风之所及，陈铨无可逃避地裹挟其中，“三反”运动一开始，他即“自动坦白”，退还了德文系一套“久借未还”的《大英百科全书》，还在小组批判、同事“启发追问”下，“查出”家中还藏有一些西文图书。
同济大学《贪污分子定案情况调查报告表》（1952）对陈铨“坦白态度”是这样说的：“大英百科全书是主动的（因图书馆有存根），对西文原本56册书，是不够主动的。”虽不知整个过程的详细情况，但这本应不是问题的问题，竟被当作“偷窃”公家财物，无疑让他极为尴尬难堪。1952年3月16日，陈铨被通知停止教学活动，反省学习，并被发派到图书馆，参加图书整理工作。好在同济大学的“学习委员会”，最终没有认定他是“贪污分子”，而只“作为思想问题处理，严格批评揭发”。
更难过的是“思想改造”。运动中，陈铨共作了五次会上检讨，其中小组二次，德文系大会一次，全校的大会二次。据说他还写了几万字的个人简历，交给了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根据留档材料，组织上最后认为，陈铨检讨“深刻”，所作“坦白”，甚至“超过了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如“解放后收听美国之音，一直到一九五一年秋天才停止”，“解放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平签名等运动，都是表面拥护，背后反对不满抗拒的”；“他的反动思想，解放三年来，原封不动地存在着，一有机会他就说反动话”。同济大学“学习委员会”最后给陈铨作出的结论中，有这样一句：“解放前有系统的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轻视女性，解放后原封未动，一有空隙即不断散发落后反动言论。”[4]而这也是后来陈铨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
两个运动结束之际，中国高等教育界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资源整合、人员调配运动，也拉开了大幕。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院系调整”，陈铨也将奔向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站——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