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再演与争议
1942年2月，中国军队从滇西进入缅甸，协同英国军队对日作战，云南由大后方成了战争的最前线。前方将士浴血沙场，后方各界也以多种方式作后援。5月，联大学生自治会会同联大剧团，决定在昆明举行“劳军公演”，选中的剧本是《野玫瑰》，并由陈铨亲自担任导演。但在筹演过程中风波骤起，起因是从重庆传出《野玫瑰》“有毒”的说法，传到了昆明。
1942年5月22日，昆明《中央日报》载：“联大学生自治会近以我军在滇缅一带，英勇作战，特邀同‘联大剧团’，举行劳军公演，闻剧本业已选定，现正赶排中，不日即将在昆明大戏院演出云。”[105]随后各报连续又发布了相关消息：“剧本已定为陈铨教授之名著《野玫瑰》”，“导演一职亦由陈铨教授担任”，演出日期定为5月30日至6月2日；5月26日，联大剧团知照新闻界，宣布除了晚场外，还要在首演日加演日场，为留居春城的军人专演一场，表示敬慰；27日各代理点开始预售戏票。[106]
此次演出注定不顺利。5月23日，“昆明大戏院”意外发生火灾，剧院设施尽毁[107]，只好临时将演出地点改在了“西南大戏院”。24日，《云南日报》刊载了重庆剧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转函教育部请予撤销”《野玫瑰》获奖的消息，并引述道：“此剧在写作技巧方面，既未臻成熟之境，而在思想内容方面，尤多曲解人生哲理。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远，危害匪浅。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108]重庆的一幕在昆明重又上演：
本市剧界五十余人，以陈铨先生所著《野玫瑰》剧本，内容欠妥，并有为汉奸伪组织辩护之嫌，前经重庆戏剧界二百余人联名抗议，请求教部撤销获奖原案，教部陈部长已允当予考虑，今该剧又在昆明上演，彼等以教部正在进行考虑之中，在未有结果之前，似不宜再行公演，以免影响人心，特联名发出响应渝剧人之宣言，请求教部收回得奖功命，并吁请本市戏剧审查当局，饬令缓演，候命再夺，以利剧运前途、抗战前途云。[109]
只是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保泰态度鲜明，认为《野玫瑰》“意识正确，剧情生动，且经教部嘉奖在案，自应准予演出。即有申请饬令缓演者，亦将不予照准”[110]。经过一番闹腾，兼女主角又“突患急症不克登台”[111]，演出日期往后推迟了两天。6月4日下午，剧团首先为“荣誉军人”专门演出了一场，晚七时半，“劳军公演”正式开演。
在此期间，有人循着“有毒”的论调和逻辑，对《野玫瑰》展开了批判。所谓论调，是指摘王立民形象涉嫌美化汉奸，所谓逻辑，则是指把剧本内容和陈铨的“哲学思想”裹挟在一起，深文周纳。西涯说道，“表面看来，王立民是个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夏艳华是为民族战斗的志士”，但作者却“摆了个迷魂阵”，并未“痛贬前者，褒扬后者”，而是“捉引观众同情于‘英雄’王立民‘悲壮’的命运”，夏艳华只是个“无是非，无善恶”“空洞渺茫”的形象。作者不过借《野玫瑰》阐发了尼采的“生存意志”“权力意志”“英雄崇拜”等“高贵理论”[112]。范启新则说，《野玫瑰》“把观众捉来葫芦里闷个‘混溃的痛快’”，“创造了一个悲剧英雄王立民——这个英雄的一生事迹充满了冲突，危机，纠葛，这确实是一部好戏，能够受人欢迎”，“确切起了恐怖怜悯之情”，但这个“英雄”却是个“出卖国家民族、公共利益的汉奸”，“预期的效果便适得其反”，反而“成为于敌有利的宣传品”，影响“恶劣”[113]。
当时也有论者反批评道：反对者的“两个原因”（“技术未臻成熟之境”“把汉奸写得太厉害”），皆“不成为理由”，并认为该剧“组织完密，个性鲜明，幽默蕴藉，对话明亮”，无疑是优秀的抗日国防剧。至于对王立民形象的解读，更是“故意诬蔑”：
汉奸嘴里话，当然不能作为作者自己的话。假如断章取义，那么只要写汉奸的作者，都是汉奸，岂不笑话？我看作者对于汉奸王立民，是一种诛心的笔法。旁的汉奸，只贪图金钱势力。王立民却自己有一套人生观——就是极端个人主义。陈铨教授素来是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赞成民族主义的，所以在《野玫瑰》里，藉王立民表现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流弊。而第二幕中间立民和曼丽对话，曼丽把他问得哑口无言。第四幕立民死前，艳华指出他的“理想主义，是建设在动摇的基础上面”。作者的意思，何等明显。
而对于批判者拿尼采做文章，作者也作了公允有力的反驳：“有人以为陈铨教授，介绍了尼采，所以他的戏剧是不纯正的，这又不对，尼采的介绍是一回事，戏剧是一回事。介绍尽管介绍，批判尽管批判，我们对于西洋思想都应该介绍，假如我们不压迫思想的话，而且现在联大洪谦、冯至两教授，都开得有尼采的课程，难道他们都坏吗？”[114]
借公演之际，主创人员也在《〈野玫瑰〉演出特刊》撰文，予以回应。陈铨解释了表现“战争，爱情，道德”的创作命意，并指出王立民“极端个人主义”是“错误的思想”；而饰王立民的汪雨则无比愤慨地写道：“为了王立民这个性格，引起一般戴着颜色眼镜去看一切的所谓‘剧人’们的‘控诉’，说作者袒护王立民，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故说《野玫瑰》含有毒素，自命为‘剧人’而对剧本的歪曲，何能竟至于此！”“断章取义地来分析剧本不是故意歪曲即是无知”；饰刘云樵的雨田（刘雷）则说：“这是个雅俗共赏的间谍剧，情节曲折动人，对汉奸丑恶有一极深刻的穿插，不但使观众明了了间谍工作者的伟大，且于汉奸终于得到报应而死的时候，感到正义胜利的快意”，至于“对剧本的控告”，“不过是少数人的意见”[115]。这些解释符合实情。
劳军公演结束后，由高小文（队长）、李文伟、彭邦祯、张遵骧、郎蕙仙等人组成的劳军剧团，一路颠沛于滇缅公路，为沿线将士演出，而《野玫瑰》作为演出剧目之一，“沿途大受武装同志的欢迎”[116]。此后至抗战胜利后，《野玫瑰》在昆明，以及大理、曲靖、昭通等云南的其他地方还有多次演出。
1942年3月，在昆明西郊的黄土坡义村，陈铨与刘雷、汪雨、陈誉、唐培源等学生朝夕过从，切磋相商，改编完成了他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最后之作《金指环》。当年暑假，陈铨告别了春城，也永远离开了学习、工作整整十二年的清华。而围绕《野玫瑰》的旷日持久的风波才刚刚开始。
[1] 吴宓：《吴宓日记》（六），第168页。
[2] 浦薛凤（1900—1997），字逖生，江苏常熟人，清华学校1921届毕业留美生，1925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3]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第8页。
[4] 吴宓：《吴宓日记》（六），第197页。
[5]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第21—22页。
[6] 《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1937年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7] 《教育部关于任命长沙临时大学负责人的密谕（1937年8月2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第54页。
[8] 吴宓：《吴宓日记》（六），第206页。
[9] 吴宓：《吴宓日记》（六），第224页。
[10] 陈岱孙：《西南联大校舍的沧桑》，《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92页。
[11] 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8日正式报到，25日开学，注册选课，11月1日正式上课。
[12] 参见：《陈铨档案》（南京大学档案馆）；邵曾阳、高小文：《临大话剧团在长沙》，载崔国良主编：《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编演纪事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280页。
[13] 董每戡：《最近的长沙剧坛》，原载1938年5月15日《戏剧新闻》（武汉），引自陈寿楠等编：《董每戡集》（第五卷），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09页。
[14]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第48页。
[15]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6页。
[16]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8—109页。
[17]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第61页.
[18] 1938年1月27日。
[19] 1938年2月2日。
[20] 《西南联大校歌》。
[21] 1938年1月27日；2月2日。
[22] 1938年2月18日。
[23] 1938年2月18日。
[24] 1938年3月28日。
[25] 1938年2月19日，3月10、14、28日。
[26]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第75—76页。
[27] 1938年4月10日。
[28] 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教育杂志》（重庆），1940年第31卷第1期。
[29] 徐志鸿：《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大风》（香港），第15期，1938年7月25日。
[30] 柳无忌：《烽火中讲学双城记》，《柳无忌散文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31] 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教育杂志》（重庆），1940年第31卷第1期。
[32] 即不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的战略空袭。参见张宪文主编，张瑾、唐润明、邓平编著：《日本侵华图志第14卷：无差别轰炸》，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第2—4页。
[33] 《浦薛凤回忆录》（中），第131页。
[34] 1938年9月21日。
[35] 1938年9月27日。
[36] 《浦薛凤回忆录》（中），第132页。
[37] 《浦薛凤回忆录》（中），第132—134页。
[38] 《浦薛凤回忆录》（中），第135页；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第25页。
[39] 1938年9月28日。
[40] 1938年10月5日。
[41] 1938年10月10日。
[42] 1939年4月9日。按：括号内字为引者据文意补加。
[43] 参见谢洁吾遗稿、谢得宜整理：《抗战时期敌机袭昆伤亡简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38—141页。
[44]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45] 赵建中：《云南大学时事研究会》，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内迁院校在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
[46] 1938年8月4日，1938年8月14日。
[47] 参见：《劝募寒衣：联大今日出演暴风雨之前夕，六九两日出演春风秋雨，七十两日表演舞蹈音乐》，《云南民国日报》（昆明），1938年11月5日；《联大成立剧团》，《益世报》（昆明），1939年1月15日。
[48] 1938年11月10日。
[49] 《联大成立剧团》，《益世报》，1939年1月15日。
[50] 《古城的怒吼》是马彦祥据法国19世纪剧作家Victorien Sardou（1831—1908）的Patrie（《祖国》）改编。
[51] 《致谢赞助本团的人们》，《益世报》，1939年2月18日。
[52] 1939年2月28日。
[53] 《祖国》演出广告，《云南民国日报》，1939年2月17日。
[54] 陈铨：《联大剧团重演祖国的经过》，《益世报》，1939年2月18日。
[55] 丁伯
：《关于〈祖国〉的续演》，《云南日报》，1939年2月24日。
[56] 参见：《〈祖国〉昨晚上演，成绩甚佳，金马已公演，业联正在排演》，《云南日报》，1939年2月19日；南江：《联大剧团〈祖国〉美满演出，全剧精采百出，观众情绪紧张》，《益世报》，1939年2月19日；夏江：《伟大的祖国，凤子确实是成功了！》，《朝报》，1939年2月19日；心丁：《致联大剧团一封公开信——观〈祖国〉演出后》，《云南日报》，1939年2月20日；俞德刚：《看了〈祖国〉以后》，《云南日报》，1939年2月24日。
[57] 《西南联大剧团续演祖国启事》，《朝报》，1939年2月22日。
[58] 1939年2月28日。
[59] 张定华：《昆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联大剧团”》，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发行：《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五辑），1985年，第56页。
[60] 《〈祖国〉在昆明上演》，《展望》（上海），第5期，1939年5月1日。
[61] 高原：《昆明剧坛动态》，《剧场艺术》（上海），第7期，1939年5月20日。
[62] 如“青年剧团”（青年会）、“业联剧团”、“益世剧团”、“叙昆铁路剧团”、“国防剧社”、“青年剧团”（三青团云支部）、“云大剧团”、“同济剧团”、“儿童剧团”、“大鹏剧社”等十几个剧团。参见林洛：《昆明剧运的成长与衰落》，《华商报》（香港），1941年5月24日。
[63] 李朴园：《在昆明看到的几次演出》，《剧场艺术》（上海），第10期，1939年8月20日。
[64] 林洛：《昆明剧运的成长与衰落》。
[65] 高原：《昆明剧坛动态》。
[66] 野丁：《孙毓棠与凤子》，载杨之华编：《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年1月，第325页。
[67] 1938年8月20日。
[68] 1939年3月15日。
[69] 查西南联大1938—1940年的“学程表”，陈铨所开《现代戏剧》即是这门课程。参见：陈铨1939年1月24日家信；张思敬等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1、178页。
[70] 陈铨：《宣传剧的最低条件》，《中央日报》（昆明），1939年5月21日。
[71]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72] 1939年3月15日。
[73] 1939年3月23日。
[74] 1939年4月9日。
[75]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76] 1939年4月26日，5月15日，24日。
[77] 参见：《介绍国防名剧〈夜未央〉，由联大剧团演出》，《云南民国日报》，1940年2月23日。
[78]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79] 参见：《话剧〈黄鹤楼〉观众颇踊跃》，《云南日报》，1941年4月29日；培：《关于〈黄鹤楼〉——演员及其他》，《朝报》，1941年5月2日；南：《看了〈黄鹤楼〉以后》，《朝报》，1941年5月2日。
[80] 吴宓：《吴宓日记》（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9—80页。
[81] 方今：《话剧在中国四十年来发展概述》，《青年戏剧通讯》（重庆），第16、17期合刊，1942年1月1日。
[82] 南：《看了〈黄鹤楼〉以后》，《朝报》，1941年5月2日。
[83] 陈铨：《野玫瑰生活资料来源》，《陈铨档案》，南京大学档案馆。
[84] 陈铨：《野玫瑰生活资料来源》，《陈铨档案》，南京大学档案馆。
[85] 翟国瑾所述比较客观，如联大剧团成员间的意气之争、汪灼峰顶替姚念华等，皆能与其他文献互证。但也有一些偏差，如《野玫瑰》首演日期实际为8月3日，而非8月2日。参见翟国瑾：《忆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载董鼐总编辑：《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86] 《〈野玫瑰〉今晚正式上演 在昆明大戏院》，《云南民国日报》，1941年8月3日。同日《云南日报》《朝报》消息标题分别为《〈野玫瑰〉今晚上演》《野玫瑰今晚起献演》。
[87] 《〈野玫瑰〉昨晚公演，观众踊跃》，《云南民国日报》，1941年8月4日。
[88] 《〈野玫瑰〉演出成绩颇佳，今明继续上演》，《云南民国日报》，1941年8月6日。同日《云南日报》有题为《野玫瑰：观众极为踊跃，继续上演两日》消息。
[89] 《〈野玫瑰〉续演一日》，《云南日报》，1941年8月7日。
[90] 《募债公演：野玫瑰最后一日，权与死明晚上演》，《云南民国日报》，1941年8月8日。同日《云南日报》有题为《野玫瑰最后演出》消息，《中央日报》演出广告中有“应各界要求，续演一天”，“最后一天，切勿错过”等语，并刊登了《国民剧社为续演野玫瑰事启》，称“已请得青年剧社及昆明大戏院同意，将《权与死》延后一天”，《野玫瑰》继续上演。
[91] 《〈野玫瑰〉昨结束，〈权与死〉今上演》，《云南民国日报》，1941年8月9日。同日《中央日报》《朝报》的消息标题皆为《〈野玫瑰〉昨圆满结束》，《云南日报》为《野玫瑰结束》。
[92] 《关于野玫瑰》，《朝报》，1941年7月29日。
[93] 唐培源：《野玫瑰的特点》，《朝报》，1941年8月6日。
[94] 林洛：《昆明剧运的成长与衰落》。
[95] 凤子：《昆明剧坛小景——追忆〈娜拉〉前后及其他》，《华商报》，1941年8月23日。
[96] 分别是青年剧社的《前夜》、联大戏剧研究社的《阿Q正传》和联大剧团的《雷雨》。
[97] 参见翟国瑾：《忆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
[98] 凤子：《昆明剧坛小景——追忆〈娜拉〉前后及其他》，《华商报》，1941年8月23日。
[99] 陈雄岳：《与家兄陈铨相处时的回忆》。
[100]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101]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102] 凤子：《昆明剧坛小景——追忆〈娜拉〉前后及其他》。
[103] 吴宓：《吴宓日记》（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3—144页。
[104] 陈铨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1947）、《〈野玫瑰〉上演的前后》（手稿，1969）皆提及此事。
[105] 《联大学生将举行劳军公演，不日即可演出》，《中央日报》，1942年5月22日。
[106] 参见：《昆明剧讯》，《中央日报》，1942年5月25日；《联大学生自治会举办劳军公演，今日茶会新闻界》，《云南民国日报》，1942年5月26日；《联大劳军话剧公演〈野玫瑰〉，近日始售票》，《中央日报》，1942年5月27日；《联大学生定期劳军公演，今日起托冠生园等售票，上演首场欢迎荣誉军人》，《云南民国日报》，1942年5月27日。
[107] 《昆明大戏院，今晨发生火警，全院精华悉付一炬》，《中央日报》，1942年5月23日。
[108] 《陈铨〈野玫瑰〉得奖被控，剧人二百余提抗议》，《云南日报》，1942年5月24日。
[109] 《〈野玫瑰〉明日上演，本市剧人亦抗议》，《云南日报》，1942年6月3日。同日《朝报》也有《昆明剧人反对演野玫瑰》的报道。
[110] 《联大学生自治会劳军公演，今日起演〈野玫瑰〉》，《中央日报》，1942年6月4日。
[111] 《联大演剧，延期举行》，《朝报》，1942年5月30日。
[112] 西涯：《〈野玫瑰〉内容的检讨》，《朝报》，1942年5月27日、28日连载。
[113] 范启新：《〈野玫瑰〉的失败在那里？》，《朝报》，1942年6月4日、5日连载。
[114] 宸：《〈野玫瑰〉内容再度的检讨》，《朝报》，1942年6月5日。
[115] 卜少夫：《〈野玫瑰〉自辩》，《新蜀报》（重庆），1942年7月2日。
[116] 参见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彭邦桢：《参加“戏剧巡回演出队”的片断回忆》，《江津文史资料》（第5辑），第7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