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最后的努力
摘掉右派帽子后，除开设过一门“德国戏剧”课程外，陈铨仍在外文系图书室工作，管理资料室和为师生提供服务，依然是他的主要工作，图书管理的业务也越来越纯熟。1961年12月，当听说陈铨要离开图书馆时，不少外文系的学生居然感到非常“可惜”，陈铨在日记中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们和许多同学都认为我是理想的馆员。四种文字我都懂，而且可以帮助他们找资料。”[26]
1962年9月20日，陈铨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讲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四年半没有教书，今日走上讲坛，百感交集。德文专业五年级学生共十六人，此外有董祖祺、廖镇、马君玉、钱杰四位助教来旁听。我讲了两小时，主要讲德国现代戏剧的特点。”[27]只是陈铨排的课程还是很少，如1963年上半年整学期都没有课可上，但又毫无办法：“午后教研室开会，各教学小组各年级教师报告开学后教学情况。由于我没有功课，坐在那儿旁听，感觉心情很不舒服。近来意志消沉，心境恶劣，必须加倍提高警惕。”[28]
1963年，高等教育和文化教育领域渐有了一些举措和活动，如教材编写、学术翻译等，学术界也偶尔有邀请陈铨加入的。如贺麟请他翻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田汝康邀约他参加克罗齐的史学论文翻译，华东高等教育局还点名让他翻译文艺理论经典《语言的艺术作品》（沃尔夫冈·凯塞尔）。1963年，中宣部曾有组织全国学者，系统翻译西方哲学的计划，一度还想请陈铨翻译他克尔大学的老师克洛那的名著《从康德到黑格尔》。
当然，这些校外的邀约，在单位还是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干扰和阻碍，有的翻译并没有得到允许和机会。陈光还曾说：“我觉得父亲在战前，有一个比较好的研究学问的环境，所以他能够写出那些东西，比较有价值。抗战开始，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热衷于抗战文化倒也是必然。而1942年他下海去重庆，情况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几年下来也没有太好的成绩，战后几年生活所迫，兼了许多职，忙于挣钱了。解放以后，环境更有了更大的变化，做学问已经谈不上了。”
事实上，到南京大学以后，陈铨的事业规划是利用自己精通中外语言和文化的长处，从事翻译工作。大致来说，“肃反”前和“摘帽”到“文革”这两个阶段，在不利的环境中，他在翻译方面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无可奈何的是，陈铨已不能署名或不便署本名，出版时有的用的是陈正心（父亲的名）、金东（取陈铨两字各一半）等笔名，有的则迟至1980年代才得以出版。此外，还留下了一些断编残简。这些译作有：
一、署“陈铨译”：民主德国作家柏伦涅克（W.D.Brennecke）的长篇小说《学校广播站》（1952），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出版。
二、署“陈正心译”：德国作家沃尔夫（Fridrich Wolf）的长篇小说《两人在边境》（1934）《儿子们归来》（1944）；联邦德国戏剧家根特·魏森波尔恩（Günther Weisenborn）三幕剧《西班牙婚礼》（1948），波兰作家莫文森尼克（Gustaw Morcinek）的长篇小说《约翰纳煤井》。此四者皆经王造时介绍，1955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署名“金东译”：德国诗人贝希尔（Johannes R. Becher）的诗剧集《冬战》（收《冬战》《莫斯科外围战》两个作品），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沃尔夫戏剧集》（上下），收录了陈铨翻译的《爱国者》《托马斯·闵采尔》两个剧本。
四、“右派”期间，陈铨从俄语翻译、编著了几部教材，如《德国文学概论》《德语词汇学》。其中存世可见的《德文文法教学参考书》，以“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名义印刷，署“陈铨译”，《德国文学概论》保留有手稿。此外，还留下了一些打印稿和未刊手稿，如《舞台与戏剧问题》（1954，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打印稿）、《对张威廉先生〈泰尔报告〉的补充意见》（1955，手稿）、《科里奥兰纳斯的改编问题——从普鲁塔克、莎士比亚到布莱希特》（时间不详，手稿）、《精神现象学》翻译残稿等。
六、陈铨去世后出版：（1）瑞士文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的名著《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此著陈铨于1965年译完，并写有《译后记》，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署“陈铨译”；（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中，陈铨翻译有德国史学家迈纳克《1936年1月23日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的纪念演说》，以及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的部分篇章[29]。
尤值一提的是，陈铨曾对照德文原典，帮助王造时完整校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译稿，但1957年印行时，出版社不愿署陈铨的名字，仅在版权页提了一句：“本书根据J.Sibree的英译本转译，并经译者请友人依德文原本校阅。”[30]实际上，王造时、贺麟当时均对出版社表示不满，曾再三交涉，为陈铨争取署名的权利[31]。陈铨曾在日记中写道：“接雄生来函，谓商务已复信，仅允在卷头‘友人’二字后加我的名字，至于报酬则推得一干二净，原来商务所提出意见，无形收回。此想系三联当初拒绝发表我名字，此时商务翻案，不合党的政策。”[32]但事实上，再版时却压根没提陈铨的名字，直到今天，该译著一版再版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