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灰暗岁月
种种迹象表明，陈铨的确是心悦诚服地“认罪悔过”，而一向乐观向上的他，在能力无法施展，同事侮慢轻视、学生不敢来往的郁闷压抑环境中，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真诚改造和努力工作，实现人生价值，更期待有一天能重返教学岗位。
陈铨把外文系资料室打理得井井有条，将外文系才有的那些五花八门、采购自世界各地的外文书籍，一一编目建卡。1960年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将法文书卡片全部排完，这一巨大工程，从去年此时起，至今始正式告了结束。全部一万二千余册，大部分皆我一人之力完成。”一时不能正常上课，心里闷得慌，工作闲暇，陈铨在校园角落挖土开荒，种菜施肥，甚至还养了几只鸡。
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陈铨不顾资料室同事的不满和反对，坚持延长开馆时间，还随时接受师生的咨询，为他们开列书目、查找资料、帮助翻译，提供周到而专业的服务。德国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曾回忆道：
别看此人个子矮小，可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开放和借阅的时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还能对师生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跟这小老头儿几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务和帮助。我敢断言，像他似的既学识渊博又有求必应的图书管理员，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起初我对此只是既感叹又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日后我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名字叫陈铨。他虽然精通德语和德国文学、文化，却上不了讲堂，原因是据说不但历史有问题，解放前写过一部“甚至得到蒋介石赞赏”的剧本《野玫瑰》，而且还是个“大右派”！可尽管如此，我发现我的老师叶逢植、张威廉却异常尊敬他，不像某些人似的对他直呼其名，而总是称他“陈先生，陈先生”。[21]
又过了十年，“始终心怀感激”的杨先生再次回忆起这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恪尽职守”的“善良的小老人”时，这样说道：
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年岁渐长，见识日增，方知道“图书管理员”的来历，陈铨先生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随之丰满、高大起来：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和哲学家，而且在我学习和从事的德国文化研究和德语文学翻译领域，也是卓有建树的屈指可数的杰出前辈之一。想当初年少无知，竟仅仅从他手里借书还书，错失了向这位大学者大作家求教的难得机会，真是后悔莫及！[22]
在“改造”的日子里，陈铨时常在报上看到熟人朋友“脱帽”的消息，让他很是羡慕，并不时勉励自己要好好“改造”。1961年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闻贺良言，他的女儿告诉他，《解放日报》上登得有王造时摘掉帽子的消息。我听了很替他高兴，他必然在这期间，改造的很快，不然他的情况那样严重，怎么会摘掉帽子呢？同时这也给我很大的鞭策。以后我定要加倍努力来赶过他！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考察”，组织上认为陈铨“确已有了改好了的表现”。1960年11月10日，南京大学党委向江苏省委递呈了拟摘掉陈铨的“右派帽子”的报告。1961年9月25日，江苏省委宣传部作出“同意”的批复，9月30日，南京《新华日报》登载了《省级机关和民主党派江苏省组织：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陈铨与周拾禄、朱偰、陈陵、臧云远等南京高校的教授作为“摘帽”代表被提及。陈铨小心翼翼、完整无损地从报上剪下了这则报道，工整地贴在日记本上，并在当日日记中写道：
今晨《新华日报》载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我的名字也列在上面。晚上至焕章处，他说图书室的人均向他道贺，不过都勉励我加一把油，好好改造自己。下班后我曾受系办公室之托至王欧丽家，她早已知道我的消息，向我道贺。同她谈了一阵，她再三告诉我，要听党的话。[23]
摘掉“右派”帽子后，陈铨几年来的郁闷心情大为纾解，但过往的经历告诉他，不能太过兴奋，更不能忘乎所以。1962年新年第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个新年是四年来第一个最愉快的新年，因为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教学岗位，粮食由26斤改为27斤，工资由八级改为六级，这种种鼓励，加上四围左右的人态度的逐渐转变，使我精神上感觉轻松得多。今后当更加努力，争取完全恢复从前的地位和工作。争取在学术和教学上有很大的贡献。
事实上，陈铨并未马上回到教学岗位，还是一如既往，难有主动作为的空间，事事只能无条件服从，即使是不合理的对待，不能也无从表达自己的意见。此时国家正处困难时期，生活上捉襟见肘，常常身无分文，只好不断把藏书和值点钱的东西拿去一一变卖。两个儿子在外工作，在身边的女儿又还小，不能理解父亲的痛苦无奈。
在灰暗的日子里，除了经常到电影院观影听戏，陈铨最大的乐趣是利用自己在图书室工作的便利，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沉浸在虚幻的空间里，以逃避现实、忘记烦恼。而王造时、林同济、贺麟等老友的关怀勉励，也让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和希望。1962年2月，林同济寄来了咖啡、牛奶和方糖，让穷困中陈铨“大喜过望”，当年7月，他居然还接到了出差到南京的贺麟的电话。自1941年分别，他们已经二十年未见面了，陈铨放下电话，马上赶到南京饭店与贺麟相见，随后又一路陪送他至火车站[24]。
划为“右派”后，陈铨已无法遏制自己的悲观情绪和不好的预感，理想抱负已渐渐化为泡影，此生已矣，而不时获悉亲友同学或死或生的讯息，更让他添一份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幻灭感。从日记的只言片语中，能深切感受到陈铨悲凉的心境：
十时半抽空至焕章家谈了一阵，始知张二姐已于阴历元旦日去世，她生日是阴历元旦，死也在一天，享年六十余。二姐为人忠诚老实，命苦，十九即守寡，生两男，小儿子最聪明纯净，但又早死。土改后，因系地主成分，生活比较艰难，大儿子又不得力，以前几年我有时还帮助，近两年自顾不暇，无法照顾她。二姐为我小时同伴，对我甚好，闻此消息，心中悲怜。（1960年4月2日）
上午至办公室接光琪自富顺来函，说四哥已于去年阴历三月十四日病故，闻之甚为伤感。四哥为我儿时同伴，对我感情甚挚。多年不见，今生已不能再见了！（1962年3月6日）
柯象峰先生从北京归来说会见吴景超，他托柯先生致意我。我与景超有20年不见了。（1962年8月25日）
早上写给自昭及田汝丰各一函。寄自昭函中附有两诗：“回首望山城，山城路不平，悠悠三十载，忧患见真情。”“有泪酬知己，无心慨夕阳，夕阳何灿烂，珍重莫相忘。”（1962年11月4日）
昨接汝舟及雄生来函，汝舟想约我到上海过年假，并愿赠路费，感情令我心感，但我尚有种种不便的地方，还要考虑。雄生函告老友彭文应已患心脏病逝世，函中顺便谈到陈国
已死，我还不知道呢。（1962年12月28日）[25]
1963年新年第一天，陈铨在日记中写道：
早上八点钟才起床，开始度过这一个新年。我的心情是平静的，也可以说是麻木的，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几年来，尤其是去年一年，已经渐渐习惯，幻想常常破灭，痛苦感觉越来越不尖锐；现在已经有了把握可以接受现实，收拾起一切壮志雄心来无声无息地度过这一生。文章、学术、生活、家庭幸福、社会贡献，让一切的幻想收拾起来吧。让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吧。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何必自苦呢？
所幸的是，金陵的灰色岁月中，陈铨始终有相濡以沫的贤良妻子邓昭常陪伴。自1935年结婚以来，夫妇之间也为日常琐事发生过一些不快和摩擦，如抗战期间邓昭常一个人艰难地带着两个孩子，陈铨不计得失一直接济兄弟亲戚，以及与女性朋友、学生交往过程中一些闲言碎语等，偶尔令出身大家庭、受过教育，却甘心相夫教子、当家庭妇女的邓昭常不满、猜疑和埋怨，但夫妻二人还是一路携手共渡难关，相伴相依，也是陈铨人生的一大安慰。
让陈铨最为揪心的是不能给予子女过多的关怀照顾，甚至还可能因为他而受到或隐或显的牵累。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虽然都被分配到西北，好在二人已立业成家，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向崇敬并理解父亲，不时寄来一些地方特产，这让失落无助中的陈铨感到了莫大的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