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肃反运动

1955年的“肃反”运动，陈铨遭到重击，再次被“检举揭发”，大会小会批判检讨，跌到了人生的低谷。“肃反”运动的扩大化是陈铨遭到批判打击的根本原因，而从个人看，除了对系务、校务提了不少意见以及个人的日常琐事外，他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一贯主张并宣扬“文艺超政治”“技巧结构是艺术的灵魂”等文艺观点，与时代主流说法和要求相左；二、教学方面要求认真，强调高水准、专业性，对一些业务能力不强的教员多有批评，招致部分教员不满；三、“战国派”、《野玫瑰》与宣扬尼采学说的所谓“历史问题”^[12]。

“肃反”运动中，陈铨写了很多“检讨”和“交代”。其中一份题为《坦白交代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一、1940年代任职“中制”期间，向身边的同事批评非议过左翼作家，如郭沫若“文章写得很好，就是不懂戏剧技巧”，《屈原》的“对白太长，演员简直没有办法”，他的戏剧影响大、效果好，演员的功劳要占很大一部分，夏衍的戏“写得很聪明”，不过《上海屋檐下》是“模仿法国电影《巴黎屋檐下》”；二、1946年在《新闻报》资料室任职期间，曾翻译撰写亲美反苏的言论；三、《野玫瑰》的创作经过和素材来源^[13]。

此外，陈铨还一口气“交代”了与近50位亲友同学的过往的简单情况，彻底向组织“坦白”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如杨西孟、雷兴翰、陈康、林伯遵、楠林等亲戚，王造时、贺麟、孙大雨、林同济、陶桐、曾远荣、向理润、钱思亮、余上沅、孙毓棠等清华同学（校友），以及蒋复璁、黎锦晖、郑昕、王文显、吴宓、张沅长、陶百川、俞树立、梁宗岱、董洗凡、钱实甫、徐中玉等各个人生阶段的师友，这些人皆对其“过去生活、思想、文艺和反动的政治行动”“有影响”。“肃反”是陈铨的“反动思想”一次大起底，给他带来严重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1957年“鸣放”时，他曾向组织埋怨道：“肃反运动打击太大，手段粗暴，批判我的结果使得学生不敢和我来往，毕业生毕业后不给我写信，同事具有戒心，教学上没有威信，同事侧目而视，精神痛苦，什么是法律，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了。”^[1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肃反”又是“反右”。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其中阐发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处理矛盾和问题的原则。一个月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300多名各业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到“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5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外人士“鸣放”，以助“整风”。

“双百方针”的提出，让广大知识分子十分兴奋，不少人在单位“大鸣大放”。但出人意料的是，方向突变，“整风”迅速转为“反右”。几年来，陈铨本欲在新单位、新岗位有所作为和贡献，但却处处不顺，多遭挤对，从教学、研究到薪资待遇，屡屡碰壁，教授只定了四级，房子也换到了南秀村27号，不仅事业受挫，生活也不顺，处境越来越逼仄，心情越来越压抑。“整风运动”让陈铨有了提意见的机会和反映的渠道。

1957年2月，王造时在北京开完“最高国务会议”，南归途中到南京陈铨家小住了几天，老友相见，分外开心。王造时向他介绍了在北京开会期间自由“放炮”、与各界人士会面交流等许多见闻，兴高采烈地谈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大度，并兴奋地告诉陈铨，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不要以为现在我是总理，我们还是老朋友，就像当年在重庆小酒馆里一样”，还特意将秘书叫过来吩咐道，“以后只要是王先生写的文章，各大报纸要及时刊发，一个字都不许改动”^[15]。听王造时当面如是说，不久又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上，看到老友的《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完美》《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进一步建立民主法制秩序》等文章，如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陈铨也感到春天到了。

在江苏省委统战部的座谈会上，陈铨不顾亲友的少说为宜的劝告，坚信“三不政策”（“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畅所欲言，把对政府学校、高等教育等不满与建议和盘托出。而在南京大学外文系的“鸣放”中，则将对外文系的人事人才、个人待遇、译作出版、“肃反”中受辱等不平委屈，又一吐为快。1957年6月14日，陈铨竟然向外文系党总支书面呈报了个人的诉求报告，不然就要另觅他处。报告中提出的个人问题有三条：住房问题何时解决；工资级别调整能否解决；“肃反”受错批何时恢复名誉，错误打击他的人何时道歉。关于外文系的事情主要有四条：才能平庸的林□□还做不做教研组秘书；党委会是否同意张威廉任德国文学教研组主任（陈铨认为张威廉德才兼备）；叶逢植要辞职（陈铨认为叶是人才，却得不到重用），如何留下他；两部德文译作学校何时介绍出版^[16]。

陈铨之所以义正词严向组织提出了这些要求，一方面缘于“双百方针”提出后的大环境，另一方面，王造时所述在北京中枢的经历见闻，起到了鼓励和推动作用。1957年6月14日，上海市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斗争，居然从批判王造时开始。7月3日，复旦大学的万人批判大会上，王造时据理力争，但最终不得不认错检讨，陈铨而后在报上看到了好友被批判的消息，十分惊讶和不解。

暑假中，陈铨还是按原计划，到上海走亲访友，并与王造时接洽出版译作的事。这是到南京五年来，第五次到上海，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与王造时、林同济、雷兴翰等友亲相聚言欢，高谈阔论。这一次非同往日！想想几个月前，老朋友在南京时异常兴奋的样子，此时虽仍不改王博士的风度，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来些许无奈，还在苦苦琢磨如何写出让人满意的检讨。几年来，陈铨写交代、作检讨已经有了经验，眼看着一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老朋友，为一份自我检查如此费力，便自告奋勇帮着王造时出谋划策、遣词造句，为他代笔起来。

陈铨根本没有在意王造时此时敏感的身份和境遇，最后还是有亲戚提醒，他已经是上海有关方面重点“关注”的对象，劝陈铨还是要注意，最好还是回南京去吧。他这才幡然醒悟，用英文写了一封告别信，并征询了同行的陈光还的意见，要不要将信留给王造时伯伯，光还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吧。”陈铨迟疑了一下，觉得有道理，想雄生兄应该也能够理解，遂撕掉了写好的英文信，丢进了马桶冲掉，不告而别^[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