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文化的中国传人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陈铨不仅对歌德、席勒、赫伯尔等德国文学大家有精到研究，而且对德国文学的渊源、发展、形成与演进，亦有全面深刻的把握。两者互为参照补充，充分展示了陈铨的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一举奠定其一流德国文学专家的地位。
首先，陈铨从民族文化视阈，通过实证研究，准确捕捉了德国的“思想者的文学”特质。他曾指出，“德国的民族性，对于一个问题，总喜欢做一根本的研究”，“所以哲学思想，在德国无论哪一种知识，哪一种人物，都很普通”，文学家也同样“殚精竭力”地在哲学上“去建筑他们创造的基础”，文学和哲学交叉融合“在德国文学史上真是最普遍的事情”，研究德国文学一定不能忽视作家的哲学思想[35]。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作过一番比较，总结出所谓“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传声筒”）两种不同模式，并厚此薄彼地说道：“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综观整个德国文学史，‘席勒式’决不是席勒个人的风格，而是整个德国文学中的普遍现象”，“‘席勒式’的追求思想深度是德国大多数作家的首要追求”[36]。
实际研究中，陈铨多围绕具体作品，从社会思潮、哲学观念和艺术表现等多维度，清晰构建出作家的哲学思想、艺术观念与文学作品、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准确把握了德国文学沉郁深邃的形而上气质。如席勒对康德道德哲学接受与改造及其审美教育思想的形成，谢林和黑格尔对赫伯尔的哲学观、悲剧观形成的意义，诺瓦利斯神秘主义诗学的哲学来源等研究，都是成功的例子。
其次，陈铨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并形成一套独到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人生观”是作家“个性的发展”和“思想的结晶”，也是“创作的基础”，而作品则是作家“精神自身的实现”，研究文学应从作家“内心的成长变化来了解他”，即使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以“研究了解最严重的现象”。
陈铨往往精心选择一个“很小”的切入角度，谋篇布局，深挖细掘，即小见大，见微知著。在具体论述中，他深得德国人讲究细致缜密，注重实证的学术精神，条分缕析，考证周详，阐释到位，注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讨论作家的“成长变化”时，知人论世，举重若轻，最终形成合理可靠的结论。如其所言：
从歌德《浮士德上部》的表演问题，可以明了少年歌德整个内心的发展；从莎士比亚《哈孟雷特》的解释，可以探讨莎士比亚对宇宙人生的态度；从灯影戏的人物剧本，可以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从德国人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可以指导中德民族精神生活的变迁，从罗发利斯作品的风格，可以悟会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真义。[37]
再次，文学发生地的学术立场。赛义德曾说：“理论或观念的旅行”，要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在多种“条件”的规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以适应“新时空的新位置和新用法”。[38]众所周知，有意无意的“误读”和“偏读”，正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学引介中常见的现象（如易卜生）。陈铨则是从德国的文化背景和学术史出发，选择研究对象，以德国的学术方法从事研究。换言之，他是以德国的方法和规范研究德国文学。陈铨精通英文、德文，能阅读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对德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的源流历史，以及作家的生平、著述、交游、思想等知识和掌故熟稔于心。故而其研究深得要领，切实可靠，更接近本相，达到了直接与西方学界接轨和对话的高度。
虽然一些选题专业性太强，乏人可解，但学术史的意义则是毫无疑问的。近来有研究者指出，《墨西拿的新娘》在中国是一部被“有意识忽略”的“寂寞的剧作”，直到2005年才有中文译本[39]，并写下专门论文《论席勒戏剧〈墨西拿的新娘〉中合唱队的运用》，但从“相关中文资料少得可怜”[40]等语中，表明了作者漏过七十年前陈铨的研究。据笔者有限视野，陈铨的一些研究，国中至今未见有后续者，大抵只限于文学史著中一般性描述，如欧洲戏剧传统中合唱队的来龙去脉，《哈姆雷特》的德国接受史，浮士德形象的统一性问题，以及赫伯尔研究等。
最后，综合考量陈铨抗战前后的德国文学研究，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框架体系[41]。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歌德、席勒、赫伯尔、诺瓦利斯等个案的深入发掘，也有德国文学发展史和经典作家的一般性概述，而狂飙突进运动与德国的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则始终是核心。陈铨曾表示有完成一部“大规模的德国文学史”写作计划[42]。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想法竟终生未能付诸实现。试想一下，以他的学术功力，会写出一部怎样的德国文学史来。
因为了解，所以热爱。陈光琴先生曾说：“我的父亲陈铨教授除了他最亲爱的祖国，可以肯定地说，最热爱的就是西欧中部那片森林占全国面积30%、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美丽的德国大地了。”[43]陈铨“魂牵梦系”的不单是曾经努力奋斗，留下美好回忆的“德国土地”，还有他深刻领悟、无比仰慕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有学者指出：“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域中，可以将德国文学的总体特征提炼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以‘普鲁士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心理构造；二、以‘席勒式’风格为代表的文学的哲学化与观念化；三、以浮士德为人物原型的人生终极价值的探索。”[44]这不仅是德国文学的精髓，也是德意志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而所谓“普鲁士精神”是德意志民族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以渴望统一、国家至上为核心的尚武好战、服从权威的民族特性，而后者即如陈铨所言的“浮士德精神”，它代表了德国人沉郁深邃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追求“绝对自由”的理想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陈铨标举尼采学说和德国精神，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也是别有背景和渊源的。如前所述，1925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时，陈铨就在思索中国贫弱落后、屡遭屈辱的原因，及其应对策略，并对“不尚武力”“国家观念”淡漠的国民性有所反思。而与德国民族的遇合，陈铨似乎终于发现了落后的中国，可以师鉴借镜的榜样。
19世纪前，德意志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但实则长期四分五裂，战争不断。“欧洲走廊”的地理自然条件，使其多受四邻觊觎压制，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社会发展迟缓，甚至连文艺复兴都未在帝国诸邦产生多大的涟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远滞后于英法意诸邦。如陈铨所言，到17世纪时，意大利已经产生了彼得拉克，英国已经产生了莎士比亚，法国已经产生了莫里哀，西班牙已经产生了维加，而德国宫廷还在吟诵着法文诗，德语文学却只有可怜的《圣经》翻译和宗教赞美诗[45]。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德意志民族逐渐开启近代化的探索之路，经过莱布尼茨、沃尔夫、莱辛、赫尔德等文化人的不懈努力，直至18世纪狂飙突进运动，“天才、精力、自由、创造”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反抗封建专制，情感和个性的张扬，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时代的主题，歌德、席勒横空出世，以天才和激情创作出真正属于德国民族的伟大文学。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大师，又创造了属于德意志人的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1871年，俾斯麦以其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和强权武力的铁血作风，实现了德国民族统一的梦想，并成为欧洲豪强之一。
清华七年，陈铨多次经历因外交失败、国权丧失而起的学生爱国运动，深深体验到中国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自近代以来，诸强环伺，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几到亡国灭种的境地，与德国在欧洲的境遇何其相似？在陈铨看来，德国在欧洲崛起的经验，及其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他后来说：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忽然遭逢一个最严重的局面，这一群欧西国家，有进步的物质文明，进步的精神文化，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遇着这样的敌手。从军事失败，觉悟政治失败，到后来不得不承认文化失败。中华民族要求生存，旧一套文化有改弦更张的必要。[46]
当然，需要辨析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陈铨的援引各有侧重。具体而言，抗战前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层面，期以德国民族的理想主义和爱国精神，重塑中国的国民性，而在抗战中则从现实需要出发，有意识地振臂高呼，鼓吹尚力崇武的“普鲁士精神”在民族存亡危局中的启示意义。
首先，留德期间，陈铨借黑格尔哲学在欧洲“中兴”的潮流和参加“国际赫格尔联合会第二届大会”的契机，向国内学界推介德国古典哲学。陈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欧洲哲学界“屑不足道”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却大行其道，“崇拜之如神明，虔诵之如《圣经》”，其“势力弥漫于人心，影响于教育”，成为“真正科学哲学发展之桎梏”，无非是培养了“肤浅享乐崇拜金钱”的“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肤浅贫弱，众皆昧于急近之功力主义，处处欲用能立即兑现之支票”，乃至大学也不过是学生“抢饭碗之场所”，虽然“口口声声言科学”，却不知“推动科学研究之势力”，正在于“不事功利之人生观”与“高尚之精神生活”。
在陈铨看来，欲不使“中国思想界永如此沉沦下去”，“必先革‘心’”，如何革心，乃需要“深沉为世界冠”的德国哲学[47]。为此他译介了克洛那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现代的意义》（1931）、《黑格尔哲学在国际间的研究》（1932）、《哲学与人生》（1935）、《精神与世界》（1936）等多种著作，以期引起国人的注意和研究。1934年回国后，陈铨专事尼采研究，固然是个人兴趣，但与此也密切相关。
其次，在文学上，陈铨除了一再阐述“狂飙运动”以及歌德、席勒对于德国民族的“解放”、民族文学的“形成”与“固定”的伟大功绩，最为推崇的则是所谓“青花”精神。“青花（Die blaue Blume，也译成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长篇小说《奥夫特尔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中的意象。陈铨认为，主人公苦苦追寻的那朵“若远若近，忽隐忽现”，却总不能得到的青花，象征着“人类无穷之渴望，无尽之悲哀，与永远找寻而永远不能发现之所想”的精神境界。
在陈铨看来，中国自汉代以来，儒家哲学一统天下，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除了少数天才，中国文学“实无多浪漫之成分”，新文学运动虽有“浪漫成分”，但根本还是借“合理主义Ratisnalismus”，以“打倒权威”的“光明运动”（Enlightenment），“虽能推倒孔教，而其精神乃仍不能脱离孔教，不但不能脱离，乃更高张而恶化”。故而新文学“只求明白清楚，无感情，无想象，无神秘性，其全部之理想，仅注重于工业化后丰衣足食，禽视鸟息之人生，而未尝有超现世之思想”。如安诺德（Mathew Arnold）所批评“费力斯特主义（Phiestinism）”，即“满意于现世，努力于现世，无高尚之精神生活”，也即“非寻找青花之生活”。所以，“处今日之中国，欲为中国文学辟一新境界，非改变中国乐天安命丰衣足食传统思想不可”，就是要涵育培养对于“真善美无限的追求”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48]。
再次，陈铨亲历法西斯的暴虐，但又对德意志民族充满敬仰。当然，在他心目中，代表德国民族特性的不是歇斯底里的希特勒，而是一手缔造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1898）。《死灰》中刻意描写了主人公瞻仰柏林国会大厦前俾斯麦铜像的桥段，并誉其“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伟大的气魄”[49]。在专文《俾士麦与德国民族性》中，陈铨颂扬了俾斯麦对德国民族伟大的贡献和辉煌的一生。在陈铨看来，俾斯麦毕生“努力的目标”就是德国“内部的统一”和“民族的光荣”，他“牺牲一切来为国为民”，纵横捭阖，意志坚强，终成大业，是“复兴德国民族的英雄”，并特别指出俾斯麦代表了德国人特有的“军人气概”，对民族和国家“负责任的勇气”，却不以武力压迫为能事，服从忠诚于德皇，爱好艺术，向往自然，人格光明磊落，是德意志民族性的最完美的体现。[50]
陈铨深谙德国历史和文化，而且与德国人有深度的交往，对德意志民族的观察符合实情，非常准确，只是抗战时期，他救亡心切，一再试图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经验，及其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直接移入中国，鼓吹以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求得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和强大，从而也异于五四以来英美自由主义和俄苏共产主义两大社会思潮，尤其是当法西斯主义成为人类公敌之时，不可避免地遭到批判。
[1] 张沅长（1905—？），上海人，1931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后任职国民政府宣传部、外交部，1949年后去台湾，曾在东吴大学、淡江大学等大学任教。1933年，张沅长发表论文《莎学》，见《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武昌），第2卷第2号，在中国首提“莎学”一说。
[2] 《陈涛每会友通信》。
[3] 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1期（1936年1月），后改为《烈士纪念碑》收入短篇小说集《蓝蝴蝶》（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又改为《归鸿》收入短篇小说集《归鸿》（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
[4] 《张弘伯会友通信》。
[5] 《陈涛每会友通信》。
[6] 《国立清华大学学程大纲》，清华大学出版物，1929年。
[7] 《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清华大学出版物，1934年。
[8] 《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5年。
[9] 何兆武先生在致笔者信函（2008年8月24日）中说道：“我做学生时，曾上过陈铨的德文课，他的特点是用英语而不是用中文授课。”
[10] 海贝尔，Friedrich Hebbel，陈铨通常译为“赫伯尔”。参见：《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5年。
[11] 陈铨：《我的戏剧学习经验》。
[12] 陈铨认为文言与白话本为“工具”，只是随着时代需求而改变，若“相信中国有机会翻身，不仅是自强，而且对世界负有使命”，也许“提倡文言倒是中国的觉悟”。参见野光：《文言与白话——郑振铎、陈铨、浦江清、沈从文等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讨论会讲演》，《北平晨报》（北平），1934年11月11—13日连载。
[13] 1927年，罗皑岚在老家与陈铨有通信，陈铨留美期间在《清华周刊》发表小说《重题》也是经罗皑岚之手，《天问》出版后，罗曾著文予以高度评价。
[14] 《佳宾莅临南大 乐梯模讲〈中国之命运及边疆问题〉陈铨讲〈文学批评的标准〉》，《益世报》（天津），1934年12月16日。
[15] 《喜讯一束》，《清华校友通讯》（北平），第2卷第7期，1935年7月1日。
[16] 《新南院巡礼》，《清华副刊》，第42卷第5期，1934年11月19日。
[17] 陈铨：《进步的四川》，《独立评论》（北平），第169号，1935年9月22日。
[18]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4—365，386页。
[19]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第194页。
[20] 《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上海），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
[21] 《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阿英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72页。
[22] 陈铨：《十九世纪德国文学批评家对于哈孟雷特之解释》，《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4年10月。
[23] 《浮士德》的版本问题，可参见董问樵：《〈浮士德〉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页。
[24] 陈铨：《歌德浮士德上部的表演问题》，《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36年10月。
[25] 冯至：《歌德论述》，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第50页。
[26] 转引自张玉书编：《席勒文集·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7] 陈铨：《席勒麦森纳歌舞队与欧洲戏剧》，《清华学报》，第12卷第2期，1937年4月。
[28] 王国维：《戏曲大家海别尔》（1907），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79—391页。
[29] 刘大杰编：《德国文学概论》，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30] 参见刘大杰编：《德国文学概论》，第223页；廖辅叔：《译后记》，弗立德里希·赫伯尔著：《玛利亚·玛格达莲》，廖辅叔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83页；余祥森：《德意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4页。郑传寅、黄蓓著：《欧洲戏剧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
[31] 陈铨：《赫伯尔之悲剧观念》，《珞伽月刊》（武汉），第1卷第5期，1934年3月。
[32] 参见陈铨：《赫伯尔玛利亚悲剧序诗解》，《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1937年1月。
[33] 1934年，陈铨将《玛丽亚·玛格达莱娜》改名为《父亲的誓言》，译成中文，《学文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8月）载第一幕后停刊。陈铨之后有两个全译本，一是1936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改名为《悔罪女》，译者之一为留德的化学博士汤元吉），二是1956年版（北京：作家出版社，题名为《玛利亚·玛格达莲》，译者为廖辅叔）。
[34] 陈铨：《赫伯尔的泛悲观主义》，《中央日报·文艺》（昆明），第17期，1941年2月8日；赫伯尔著，陈铨译：《父亲的誓言》，《学文月刊》（北平），第1卷第4期，1934年8月。
[35] 陈铨在《席勒麦森纳歌舞队与欧洲戏剧》中写道：“研究德国文学不懂德国哲学，那简直是笑话。”
[36] 王向远：《从宏观比较文学看德国文学的特性》，《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卷第1期。
[37] 参见陈铨：《席勒麦森纳歌舞队与欧洲戏剧》。
[38] [美]爱德华·W.赛义德著，谢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8—139页。
[39] 《墨西拿的新娘》见《席勒文集》第五卷（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译者之一章鹏高是陈铨在南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
[40] 傅琳：《论席勒戏剧〈墨西拿的新娘〉中合唱队的运用》，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1、27页。
[41] 抗战期间，陈铨发表有《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1940）、《狂飙时代的席勒》《欧洲文学的四个阶段》（1942）、《狂飙时代的歌德》（1942）等文。
[42] 陈铨：《我的生活和研究》。
[43] 陈光琴：《中德文化思想交流的快乐架桥工陈铨教授——追忆父亲对德国的深情》，季羡林等著：《旅德追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2页。
[44] 王向远：《从宏观比较文学看德国文学的特性》。
[45]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批评家对于哈孟雷特之解释》《席勒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文中均有谈及。
[46] 陈铨：《文学运动与民族运动》，《军事与政治》（重庆），第2卷第2期，1941年12月15日。
[47] 德国克洛那教授撰，陈铨译：《黑格尔哲学在国际间的研究》，《大公报·现代思潮》，第37期，1932年6月4日；德国克洛那教授著，陈铨译：《黑格尔哲学对于现代的意义》，《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1期，1931年11月23日。
[48] 陈铨：《德国浪漫诗人罗发利斯及其〈青花〉》，《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南京），第2期，1934年5月17日；陈铨：《青花：理想主义与浪漫精神》，《国风》（周刊，重庆），第12期，1943年4月16日。
[49] 陈铨：《死灰》，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1935年，第136页。
[50] 陈铨：《俾斯麦与德国民族性》，《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