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贡献”
在《中德文学研究》中，陈铨始终以歌德为研究重点，不仅因为歌德确实关注过中国文学，还在于其“世界文学新时代”的构想和版图中也包括中国，大概因此引起陈铨的特别关注。陈铨曾完整引述了歌德与艾克曼谈话中关于“世界文学”的经典表述，并希望德国对中国文学的输入能迅速完成“翻译时期”，使“中国纯文学真正的美丽，中国文化真正的特点，可以明了，中国同德国的关系，可以更加密切”，把中国文学引入“全人类相关的世界文学”[19]。
这些情况表明，陈铨在做中德文学的比较研究时，已在酝酿思考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如何在世界文学格局中，评估和建构中国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国文学的特异性何在？对世界文学到底有何贡献？1934年，他在武汉大学完成的长文《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贡献》，就是他长期潜思冥索的成果。
陈铨认为，要研究中国文学对世界的贡献，首先要明确批评的标准，而根据历史经验，文学批评标准有“修辞式”“内容式”“天才式”“文化式”等四种，其中“文化式”最适宜观照一个民族的文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许多年代许多人物生活思想习惯的结晶，经过了种种方法的熔铸陶冶，结果成了一个民族共同对人生的态度”，是以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作家受此影响，其作品也就成了这种民族的文化的代表。
所谓“文化式的标准”，“就是去研究某一种文学里面表现出来某种文化对人生的启示”，陈铨开宗明义地写道：
我这一篇文章的标准，就是文化式的。其他三种标准，天才式，修辞式，内容式，讨论的时候，也间或用来说明中国文学的价值，但是最主要的判断，仍然根据文化的标准。我处处要问的，就是某一个作家，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于人生，同旁的文化有什么不同的态度？这一种对人生的态度，对于世界启示了什么真理？这种真理，对于世界算不算一种伟大贡献？
陈铨认为，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三大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及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佛家思想，并分别冠名为“合理主义”“返本主义”和“消极主义”，而“中国的文学，可以就这三种对人生的态度，来分类研究，看它们对人生有什么启示”。
在合理主义看来，世界与人生是“光明清楚”的，“没有什么神秘性”，“一切都有道理可寻，一切都可以用理智去解决”，所以“合理主义文学家”“不会有伟大的内心冲突，激烈感情的震荡，不会有丰富的想象，神秘的思想”，他们不会有浮士德“追求真理的痛苦”，也不会有哈姆雷特“对人生犹豫不决的烦恼”，世间的秩序事理才是他们寻求的目标。合理主义文学从《诗经》始，其贡献最大的是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而最伟大的诗人是杜甫。“合理主义”给予世界的启示意义在于：
人生一切可以用理智去解决，因此它给我们生活的勇气。无论什么事情，他劝我们守中庸之道，所以我们事事不走极端；无论什么事情，他给我们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没有踟蹰的烦闷。在光明空阔，安静稳定的情绪中，它领我们到自然界里，去客观地观察欣赏，使我们的灵魂，得很大的安慰。
但是，合理主义只关注“简单明了”的“实际的人生”，不问“鬼神生死”这类终极问题，其弱点是“不彻底”，以老庄为代表的返本主义则试图探究“最根本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宇宙万物最初的基本原理”。在返本主义影响下，产生了浪漫瑰丽的文学，杰出代表是李白和陶渊明。返本主义启示我们：“人生是梦幻的，一切是相对的，真正精神上自由的时候，就是消除了人我的界限，摆脱了有无的成见，破除了生死的观念，回复到最初的，一元的基本原理的时候。”陈铨认为，19世纪《道德经》在欧洲风行一时，李白、陶渊明亦受“赞叹欣赏”，表明返本主义对“肤浅的物质主义”“迷信科学万能”有丰富的启迪意义。
至于消极主义指的是在佛教思想中，“消除一切欲望，使心如槁木死灰”，寻求人生解脱的一种人生观。在陈铨看来，尽管实际生活中，消极主义虽然容易遭到诟病，但其影响下的文学却成绩斐然，除了佛经的翻译、神话的创造，还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多元发展，并催生了《西游记》《红楼梦》等伟大的文学作品，贡献和意义有目共睹。文章最后认为，中国在儒道释三种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它们在世界文学中，“已经要占很重要的位置”，“至于它们对人生的启示，我们更认为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从整体上作现代性评估，实非易事。《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贡献》首先建构了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框架，紧扣儒、道、释这三大影响中华民族特性的思想渊源，再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考量民族文学，无疑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文学的脉络源流。而与论题相应，文章所论涉及经史子集各部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并将佛经翻译、民间戏曲等也纳入考察范围。
在具体论述中，陈铨大处宏观审视，小处精雕细刻，在讨论作家作品时，多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坐标中，举一反三，旁征博引，作多维度比较，往往寥寥数语，精到准确，达于会意。如在对比分析“合理主义”和“返本主义”文学中的“自然”时写道：
儒家欣赏自然，道家也欣赏自然，但是儒家是拿人去欣赏自然，人同自然是分离的，道家的态度是拿来回到自然，人同自然是混合的。所以儒家是齐观的，道家是主观的，儒家是实际的，道家是形而上的，儒家是光明的，道家是瞑矇的，儒家是平常的，道家是神秘的。拿西洋文学史上面的话来形容，可以说儒家是古典的，道家是浪漫的。
其他如杜甫与李白、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比较等，也皆极具感兴，深得其味，可谓精彩迭出。要言之，在巧妙的理论预设下，文章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以现代性的审美感悟力，将中国文学的皇皇历史和伟大成就，及其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和心灵的启示意义，作了博达清晰的分析阐释，自成体系，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诠释得十分到位。
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遭到强烈质疑，鲜有关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20]的“文学研究会”认为，“中国虽自命为文学国，但我们的文学作品，能在世界文学水平线上占一个地位的，却是极少的，数千年来，文学的运动，寂寞而且无力”。[21]事实上，他们未尝没有领略中国传统文学的魅力，但或忙于“为人生”的新文学，或是专事考证补订，无暇及此。
尽管《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贡献》在学术规范、名词界定、例证选择、阐释论证等诸多方面，还存在失之严谨、挂一漏万等可商榷之处。但陈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自信，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独出机杼，从民族文化角度，全面考察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地位和价值，其立论高远，识见宏深，发前人未发之言，至今仍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