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学说与法西斯主义
综上所述，陈铨对尼采的接受与传播已较为清楚了，但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如何认识抗战期间左翼对陈铨尼采论的批判？陈铨的尼采阐释是否是为了宣传法西斯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左翼批判陈铨和尼采只是表面性的，其实质针对的是与二者有瓜葛的法西斯主义。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细细分辨。
第一，尼采学说本身的特点。众所周知，尼采不是系统哲学家，其“整体思想并未形成”，而是以“人生”立论，从“文化”入手，把“愈来愈尖锐的问题”“推进在其各个思想阶段中”，“借飞跃入自身的真实性来探寻存在的激情”[38]。换言之，作为“善于强行转变的天才”，尼采那些石破天惊的警世之说并非靠思辨和推理得来的结论，而是“凭他的天才和直觉”[39]，与生命、存在、历史、自我的“迎面”“搏斗”中，“无理”地直接宣谕，并寓于天马行空、捉摸不定的隐喻象征的话语中。[40]
因此，接受者的经验、态度、选择、理解，往往决定着尼采学说的面貌，左右着尼采的形象，所谓“理解取决于理解者的本性”[41]，从而造成了解释尼采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事实上，每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解释者，都可以在尼采那里翻检挪用，各取所需。尼采是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诗人，也是疯子、进化论者、种族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当然也可以是陈铨解释的那些形象。再加上尼采本身“有许多东西”是显而易见的“自大狂”[42]。尼采学说的这一特质，无疑给阐释者提供了可发挥的空间。
第二，尼采学说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尼采生前寂寞，死后30年，其学说被纳粹德国“断章取义”地“据为己有”，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来源，被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纳粹分子、政治狂人顶礼膜拜。尼采的妹妹伊·福斯特-尼采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位沙文主义者不惜“以自己的意愿编辑伪造了一向被人当作尼采主要哲学著作”的《权力意志》，为希特勒德国“全面采纳尼采思想‘铺平了道路’”。[43]如冯至所言，“在德国被人引用最多而最滥”的就是尼采，“一部分被人‘拿去’，一部分被人‘污毁’，而整个的尼采遭到了‘冒渎’”[44]。当然并不是说尼采毫无责任，因为他毕竟开启了“释放破坏之力的潘多拉之盒”，其观念一经“庸俗化”，可能引人走向危险的歧途。[45]两次世界大战中，舆论普遍认为尼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尼采所预言：“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将会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连在一起。”[46]尽管“谁也不能找出尼采的思想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有什么直接关系”[47]，但这段孽缘终使尼采声名受到牵累，批判尼采就有了合法性。
第三，抗战期间，左翼文化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原因与理论来源。首先与苏联有关。众所周知，在欧洲，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作为国际支部的中共有责任和义务批判法西斯及其“理论来源”尼采哲学。事实上，战前左翼已开始译介苏联批判尼采与法西斯的相关著述，并以之作为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的情况，抗战期间也是如此。
其次，现实上更有批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1942年初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作为“盟国”之一，中国向德宣战，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公敌，不仅与之势同水火的左翼一直口诛笔伐，国民党官媒也斥责尼采哲学“毁灭人性”，并呼吁盟国“要防止这种不健全理论的流行”[48]。
再次，左翼批判法西斯更有自身利益的考虑。史家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最密切、最富成果的对外关系”就是“纳粹德国”，对德宣战很大程度上是外交上的需要，“希望借此来博取盟国的援助”[49]，并不像左翼那样与之势不两立。左翼不得不防止在加入盟国、抗战危局有所缓解后，当局对处于弱势的自己痛下杀手。顺势而动批判法西斯，可以获取更多同情，从而营造一个更有利的舆论环境和生存空间。一方面引导舆论和争取话语权的有效举措，另一方面，也达到影射当局和警示文化界之意，避开了与当局正面的话语冲突，并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间力量肆无忌惮的偏向蒋政权。
第四，陈铨自己究竟如何认识尼采与法西斯主义及其之间的关系。批判者多纠缠于尼采与德国法西斯的关系，实际上陈铨有清晰分辨。首先，他指出尼采只忠实于对人生的探究，不屈从于任何势力，为的是“找寻世界文化的错误”，“整个欧洲的文化，全世界的将来”才是“盘旋于尼采脑中的问题”，其目的“不是替德国民族作宣传，乃是阐明人类文化进步的真理”。[50]其次，陈铨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侵略政府窃据、包装、利用的尼采，都是对尼采的歪曲：
从前的普鲁士主义和现在的国社主义，他们都认为德国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他们有统治世界的权利，而且世界非在德国民族领导下，不能达到和平进步。这一种思想，好像是尼采，实际上并不是尼采。[51]
再次，陈铨指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德国民族文化精神是两码事，前者必须消灭，后者则不无启发性。他说：“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纯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主义必须打倒，必须指斥，但18世纪以来，普鲁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镜之处的。”[52]最后，如前所述，陈铨对法西斯主义的危害，有亲身的感受和直观的认识，亲历亲见希特勒对犹太人和异见者的迫害，并殃及他的好几位老师和他自己，何谈对法西斯主义的赞赏？
第五，陈铨自己的“问题”所在。陈铨对尼采学说的基本态度是，虽然有“许多偏激的地方”，而且是“危险的”，其“积极的精神，却是我们对症的良药”。[53]但在法西斯猖狂世界之际，他逆势而动，不合时宜地宣扬与之纠缠不清的尼采学说，遭批判已是必然。作为学者，他没有把尼采学说一分为二，详加辨析，并发表了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其实很多是转述尼采的观点[54]）。当然，在陈铨看来，尼采的“极端”“偏激”“危险”已是无须言明的共识，也无暇去字斟句酌，故而留下了遭人误解和诟病的空间。
对左翼来说，陈铨是不是真正的敌人，尼采是否一定要批判，未必有那么重要，他们更不是要讨论尼采的是非得失；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一定要批判，并可以此为话语平台和舆论战场，隔山打牛，最终指向真正的敌人——以国民党当局为代表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而陈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可以借力的棋子。
事实上，批判者的深文周纳也是在有意无意间完成的，只是到1949年后，陈铨还被增补了一项“罪名”：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制造舆论、寻找依据，于是顺理成章地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最终造成了多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尼采热”相提并论，而把陈铨等人的尼采论与宣传法西斯等同视之，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和“影响的焦虑”。最后，连陈铨爱国主义的初衷和文化救亡的本意，也被一并抹杀。这是陈铨悲剧的最可悲之处。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十余年的尼采研究中，陈铨全面阐释了尼采哲学的理论来源、演变过程、具体形态和精神内涵，完整地向国人介绍和传播了尼采学说，后来结集的《从叔本华到尼采》是“中国仅有的一部广泛而深入地分析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的专著”[55]，学术贡献毋庸置疑。另一方面，由于话语环境和接受对象的不同，陈铨的阐释重点和价值取向也不同，其对尼采的形象构建和意义的生发是一个有选择的、变化的过程：德国语境中的极端者，中国启蒙语境中的诗人和启蒙者，抗战语境中的超人和战士。
检讨尼采的中国传播史，我们发现，很长时间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共识——人人皆有收益，唯独陈铨中了尼采的“毒”，并传播了“毒”。在笔者看来，不是陈铨误读了尼采，而是陈铨一再被误读。事实上，他不仅对尼采学说有精深研习，而且对尼采的生平行迹、个性气质熟稔于胸，并知人论世地勾画出了那个既孤独高傲、敏感偏激，又惊世骇俗、发人深省，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真实而鲜活的尼采，只不过我们只习惯听闻尼采魅影中的陈铨，而没有看到他笔下的尼采[56]。当然，最不好辨析的还是陈铨与尼采学说有关的“英雄崇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