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战国派”
“战国派”核心人物林同济、何永佶、陈铨、雷海宗皆为1920年代清华学校毕业的留洋博士，洪绂也是留洋博士，抗战前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于吴宓、曾昭抡、童嶲、王季高、贺麟、黄钰生、王赣愚、王迅中、孙毓棠、费孝通等撰文者则同样出身清华。拉尔夫·林顿曾说：“如果几个人对某一特殊形势的反应相同，那么一定要在这些人的共同经验上找原因。”[13]明白这种渊源，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之。
林同济（1906—1980），福建闽侯人，1911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插入丙寅级。林同济在清华期间擅英文演说，曾参与政治研究会、经济调查会、仁友会、弘毅学会等团体。学生时代，林同济多次亲历参与爱国运动（1925年曾与陈铨等共同编辑《五卅痛史》），立志求得真学，报效国家，以“恨不十年读书”为人生信条[14]。1926年8月赴美留学，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1929年转学伯克利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30、1933年获政治学硕士、博士。1934年回国，任教南开大学政治系，直到抗战爆发。
留学初期，林同济曾“打定主意，做个书呆”，力学苦读[15]，同时也密切关注国内动荡的时局，已开始从国际大格局中思考中国的问题。1926年9月，他在海外闻知“万县惨案”，极为愤慨，认为“大英帝国”日渐式微，“忧惶之际，举措失宜，铤而走险，遂出强力威吓之下策”，欣喜于“南政府对付列强之硬手段”，亟望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北伐革命寄寓了很大希望，热切期待国家统一。[16]
1930年，林同济完成硕士论文《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该文以东三省的铁路发展为切入点，以翔实之英文资料，由历史到现实，从中日、日俄、日美等多重国际关系中，揭露日本人“苦心经营”东北铁路，“乃步步与政治活动相寻，经济活动即是政治活动之本身”，本质是妄图“灭亡满蒙”、占领东北的“最新毒手段”[17]。果不其然，第二年即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人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
林同济的成长历程非常清晰，如果说陈铨的救国热情与专业方向稍远的话，那么他则将志业抱负与所学专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选择东北问题作为考察对象，既是学术研究，也是学术救国的切实体现[18]，此后所撰《中国史上的东北》《中俄的黑龙江边界问题（1850—1860）》《李鸿章的朝鲜政策》《明初的满洲国国防》《明代的东北商务》等中英文论著，也多与东北和边疆问题有关。
在视为“告急书”的《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中，林同济不仅忧心忡忡地提醒国人“危机已迫”，“绝不容再事踌躇，徘徊路左”，“不可不兼程急趋”，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边疆意识[19]。1934年又在《独立评论》撰文，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缺乏边疆概念，而在历史遽变中，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心理所产生的‘轻视边疆’的幻想”，涵育国人“‘亲边疆’的国史观”和“积极国家生命观”，刻不容缓，只有如此才能“熔化国民的思想，激动国民的精神”[20]。
林同济从世界格局中考察中国问题，对东北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专门研究，对国家疆界（教育）的反省和呼吁，热切期待中华民族发愤图强，强大自我，巩固国防，实现驱除外侮、民族复兴的理想，业已形成。此外，抗战前他早已关注斯宾格勒的学说，熟读其经典作品[21]，并明确提出“世界政治只是‘力’的比赛”的观点。“战国派”前后，林同济除了发挥“文化摄像法”，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说，研究中国抗战现实问题，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因袭的官僚政制有进一步的反思批判。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人。1917年进北京崇德中学，与林同济中学同校两年，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留学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雷海宗个性内敛，学生时代以刻苦用功著称，同学曾戏称：“雷君在芝专门历史，曾得两次荣誉褒奖及一次成绩奖金。闻君曰：‘埋头读书，不干外事’，人见之莫不曰，今之古人也。”[22]雷海宗在美期间曾但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并发表《强权即公理说》《“五卅”的功臣》等时论，从中可以窥其早期思想之一斑。
《“五卅”的功臣》写于五卅惨案发生后，所谓“功臣”系反语，既指西方列强（文中喻为“神虎”“虎子”），又指中国统治集团（“母老虎”“纸老虎”）。文章强烈批判了“纸老虎”北洋政府，以及为虎作伥的文人官吏、雅人酸士，最终指向罪魁祸首——西方列强[23]。此文思路奇崛，颇为滞涩，但要旨非常清楚，即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混乱不堪的现实，阻遏了中国的发展，他们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五四”“五卅”等事件的根由全在于此，沉痛中蕴蓄着深沉的爱国情怀。
《强权即公理说》则从柏拉图和《旧约》起论，证明公理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武力产生”，是“强有力”者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公理，法律和舆论也都是“强有力的阶级所创造出来的空气”，总之，“任何理想，都是强权所造成”，“强权即公理，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将来也不会变的”。是以，国家富强不能靠口号，更不能靠外人，只有强大自我，“强有力的人——特别是强有力的国家——处处亨通，凡事可作，有力去保护他们公理的人才配谈公理”[24]。雷海宗愤愤不平地论证这一颇有争议的政治哲学观点，显然与中国近现代惨痛的历史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有关。
1927年，雷海宗以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1932年返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抗战前，雷海宗发表了不少论文、译作、书评和大量时评，并从中国历史研究中，冥思苦索，认为中国文化的病根在“无兵”，及至抗战，他又结合现实作进一步发挥。
何永佶（1902—？），又作何永吉，字贯衡，广东番禺人。1916年考入清华，在校期间表现活跃，同样擅英文演讲。1918年与冀朝鼎、施滉、徐永煐、梅汝璈等组织“修业团”（后改为唯真学会），并出版会刊《修业杂志》。1924年初，与同学施滉、徐永煐在广州拜谒过孙中山[25]，同年赴美留学，初入毕鲁埃大学（Beloit College），1926年入哈佛大学，后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何永佶在清华学校整整待了八年，交游广泛，热心公事，留美期间，《清华周刊》多次刊载其通信，抒写其对清华的深厚感情和远大抱负。他曾写道：“佶虽远托异国而心常系于清华，以在此八年清华宛如生母，唯有旦夕祝其发展，成一完美大学，与世界之柏林牛津剑桥哈佛抗衡，则吾侪将来之所以为国努力者，为不虚矣。”[26]何永佶对文学也很有兴趣，曾创造“牠”以对应英文“it”，发表《王成陶》等文学作品，1940年还将曹禺的《日出》翻译成英文[27]，他在《战国策》发表了不少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小品文，也是由来有自。
何永佶约在1930年前后回国，初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北平政治学会秘书，1932年参加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任秘书（中文翻译），1933年8月，曾随胡适赴加拿大参加第五届国际太平洋学会会议。1934年10月回到广州执教中山大学，此后也在岭南大学、襄勤大学等大学兼职。曾发表《提倡第六伦道德》（1932）、《今日中国的两线希望》（1933）、《中日问题最后解决之途径》（1935）、《英美关系及远东问题》（1935）等文。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英文著作The Origin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or “Mixed” Monarchy（《欧洲宪政溯源》），此著得到哈佛大学教授麦克伊尔万和伦敦大学拉斯基教授的指导，可能系其博士论文。
抗战爆发后，何永佶供职多处，1938年曾代表国民政府交通部到缅甸考察滇缅公路建设，与印缅战场的中、英、美军方高层有广泛接触，稍后到香港任职《中华时报》，撰写时评，1940年初到昆明，受聘云南“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一度任缪云台的私人秘书，同时也兼任云南大学教授，1943年11月到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此后数年间，他在多种报刊发表大量时评，交游广泛，曾任“第一次高等考试再试典试委员”（1943），并参与民主党派“民主促进会”的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应清华校友孙立人的邀请，何永佶到广州任新一军军部参议，“负责编写英文新一军印缅战史”[28]，1948年成书为《中国在印缅战场的作用》（The Big Circle：China’s Role in the Burma Campaigns），并在美国纽约出版[29]。
何永佶才气纵横，是1940年代著名政论家，对国际问题和宪政问题尤有研究。结集的有《为中国谋国际和平》《为中国谋政治进步》《宪法平议》《中国在戥盘上》。1947年赴美考察，1949年离开大陆到马来西亚（新加坡），1956年参加筹建南洋大学，发表《汉字内含关于中国之数事》（1955）、《乘风纪游》（1956）等作品。1956年11月，他以华侨身份，带领新加坡各界代表一行人，到大陆参观访问，主动申请并留在大陆工作，先后任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贸学院，后不知所终。
陈铨、林同济、何永佶、雷海宗等清华校友彼此熟悉，有相似成长经验和求学经历，又皆学贯中西，业有专攻，见过世面，更满怀救世报国热情，尤其是作为学界新锐，从青年时期到抗战前，目睹国家屡屡受挫于列强，一步一步深陷泥潭。虽然大家专业不同，阐发的角度各异，但皆大抵认为，在生死存亡关头，唯有一致对外，依靠强大的武力和巩固的国防，才能匡救中华民族的灾难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