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者生涯
刚到北平一段时间，陈铨除了上课，业余生活忙碌而丰富，参加了不少文化活动。如1934年10月13日，陈铨作为“主人”主持了青励会总会第四十六次“同乐”活动，到会有汤像龙、付任敢、张昌培、刘心铨、黄希濂、朱光潜、李健吾等近20人。会员们讨论了会刊出版、“大学出版社”等事宜，并进行了同乐聚餐。这也是有记载的青励会最后一次活动，此后再无相关记载。
1934年5、6月间，汪懋祖、许梦因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等文，倡言“文言复兴”，引发了全国性“文白之争”和“大众语”论争浪潮。11月上旬，清华大学中文系在“工字厅”也组织了一次《文言与白话》的讨论活动，到场学生50多人，到会演讲的有郑振铎、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王了一等，陈铨亦应邀参加，并发表了自己以“哲学的眼光”看待“文言与白话”的独特观点[12]。
1934年12月，陈铨应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柳无忌以及刚受聘南开的罗皑岚的邀请，到天津南开大学作学术演讲，两人都是陈铨清华时期较为密切的同学。罗皑岚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插入陈铨所在“戊辰级”，他们曾共同组织群声学会，都有志于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1926年暑假，罗皑岚回乡探亲，因北伐战争，交通中断，无法返校，在湖南老家待了整整一年，返校后插入了下一级，迟一年（1929）出洋[13]。多年未见的同学相聚，少不了一番畅叙别情。12月14日，陈铨在南开大学的“思源堂”作题为《文学批评之标准》的专题演讲[14]。遗憾的是，作为清华文坛“第三期代表人物”的陈、罗、柳，因后来各自经历不同，大家交游渐少，往来不多。
1935年初，应英国政府之邀，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及私人收藏的一批文物古董运到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庆祝英皇加冕二十五周年纪念”，但英国方面居然一再敷衍，不愿为文物买保险。故此，一批学界中人极力反对此事。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登载了《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的公开信，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有王力、陈岱孙、赵诏熊、金岳霖、朱自清、熊佛西、周培源、浦薛凤、张荫麟、李健吾、梁思成、张奚若等28人，陈铨也位列其中。
陈铨回国时已届而立之年。过往情感已无可追回，好在十几年来，求学生涯和职业规划一切顺利，工作稳定后，婚姻大事被提上了日程，而来做媒撮合的好心的月老自然不少。陈铨也很快就“邂逅”了终身伴侣，日后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妻子——邓昭常。邓昭常（1910—1993），四川江津白沙镇人，初级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小学老师。邓家是当地名门望族，其父邓鹤丹（1873—1943，字褵仙），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与陈天华、于右任、程潜等交识。后在家乡江津白沙协助其兄邓鹤翔办新学，在当地有很高名望。邓鹤丹育有三子五女，邓昭常为第四女。
陈铨、邓昭常的姻缘与四川同乡叶麐有关。叶麐（1893—1977），字石荪，四川古宋县人，心理学家、教育家，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9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北大、清华等多所大学教授，也是青励会会员。1934年6月，叶麐与邓昭仪（邓鹤丹第三女）结婚，在叶氏夫妇介绍下，陈铨结识了应邀从江津来到北平的邓家九妹邓昭常。
据说，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陈铨第一次“遇到”秀慧端庄的邓昭常，便一见倾心，遂发起热烈的追求。郎才女貌，情意契合，两人很快相恋。1935年3月31日，陈铨与邓昭常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办了新式婚礼，吴宓、林伯遵、贺麟、赵诏熊赵访熊兄弟等众多师友到场祝贺，只是双方父母长亲未能见证这喜庆的一幕。《清华校友通讯》还揭载了他们的婚讯：“一九二八级校友陈铨君，现任母校专任讲师，与同乡邓女士暑假前在校结婚，即卜居母校。陈君才情俱富，邓女士亦仪态万方，令人羡慕。他们自做爱以至结婚，为期不过数月，其特别快之程度，洵非一见心倾者不办也。”[15]
陈铨婚后的住所是清华大学新建成的教师宿舍——“新南院”9号。“新南院”完工于1934年10月，是清华大学按高标准建成的30套教师住宅，每套皆为200多平方米的独栋单层花园洋房，屋前屋后皆有庭院，“内部规划之精密，真是极其旁通曲折”，“有大客厅以资宴客，有小书房以备藏修，其余寝室、贮藏室，应有尽有”，“屋之后偏东，有浴室兼厕所一间，再外一间，为更衣室”，电话门铃、浴池马桶等时髦的新式装备一应俱全[16]。新南院一经建成即成为清华园内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不仅在于其条件豪华，设施周全，更在于它的主人皆为各业的一流学者和青年才俊。如陈铨的隔壁分别是物理学家赵忠尧（8号）和古生物学家张席褆（10号），同期入住的还有闻一多、张荫麟、潘光旦、陈岱孙、萧公权、俞平伯等学者教授。
由于路途遥远，婚礼时双方父母均未到场，陈铨夫妇决定暑假中回四川省亲。一番舟车劳顿，相继到江津和富顺，拜谒了双方长亲。陈铨一年前返国回乡时，深叹川中吏治腐败，民不聊生，随着国民政府加大对四川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干预整顿，尤其是“新生活运动”风之所及，兵匪横行、遍地烟馆妓院等腐败不良现象有很大改观。陈铨耳闻目睹家乡的新气象，北归后写成《进步的四川》，表达了对时局国运的殷切期盼：“这次回川所得最大的安慰，就是中国前途是有希望的，中国人是有出息的。”[17]
陈铨在外求学多年，全赖家庭的鼎力支持，为报答亲恩，孝奉双亲，工作后，他主动承担起大家庭的经济负担，按期往家汇款。此次回乡，陈铨将四哥陈
南的孩子、侄儿陈光祜带到北平，准备好好培养，同时还将表兄李子云请来当厨师。新婚燕尔，夫妻谐和，多年来漂泊不定的生活宣告结束，过起了有规律的日子。文人风气，清谈宴聚，交流切磋，自是风雅之事，陈铨很快融入其中。仅据《朱自清日记》所载，1935年陈、朱同宴的聚会就有好几次，到客则有赵家璧、张荫麟、闻一多、顾一樵诸人[18]。陈铨的老表厨师善做川菜，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热闹非凡。1936年2月，长子陈光群出生，次年4月，次子陈光还出生，兴奋喜悦自是必然，只是生活陡然忙碌起来，而陈铨也迈入人生的新阶段，并在这短暂的几年安稳日子里，迎来了研究与创作的高峰期。
众所周知，陈铨在学术史上受到关注是博士论文《中德文学研究》以及“战国派”时期的言论，前者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后者则颇多争议，且多在文化（学）史视阈予以考量，而非学术层面。事实上，抗战前从武大到清华的三四年间，是陈铨一生学术上真正的“黄金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妨先作一个罗列。
一、德国文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前者代表性成果是以歌德、席勒、赫伯尔等为研究对象、刊于《清华学报》的研究长文；而在哲学方面，除了论文《从叔本华到尼采》外，还包括《Feng（冯至）Die Analogie von Natur und Geist als Stilprinzip in Novalis’ Dichtung.》（1936）、《Glockner，Hegel-Lexikon》（1936）、《Stenzel，Dilthey und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1937）、《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1937）、《关于黑格尔》（1937）等书评。此外，陈铨还翻译发表（出版）了硕博论文，完成了一篇独特的长文《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贡献》（1934）。
二、德国文学与哲学介绍和翻译。此方面内容主要有三块：一是与上述研究相呼应的介绍和翻译，如《德国浪漫诗人罗发利斯及其〈青花〉》（1934）、《席勒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34）、《赫伯尔之悲剧观念》（1934）、《寂寞之尼采》（1934）、《歌德的塔梭与斯坦茵夫人》（1936）等，以及诺瓦利斯的诗歌（1934）、赫伯尔《玛丽亚·玛格达莱娜》（1934）、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序言（1934）和诗歌的翻译等；二是对德国著名学者克洛那、雅各布教授的学术思想的译介，如《黑格尔哲学对于现代的意义》（1931）、《黑格尔哲学在国际间的研究》（1932）、《哲学与人生》（1935）、《精神与世界》（1936）、《Jacob und Jensen，Das Chinesische Schattentheater》（1935）、《亚可布教授论东方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1936）等；三是欧美当代作家独幕笑剧的改编，如《欺骗》（1936）、《扰乱》（1937）等，后曾结集为《西洋独幕笑剧改编》（1940）。
三、文学创作和批评。主要作品包括自传性长篇《死灰》（1935），短篇小说《政变》（1935）、《欢迎》（1936）、《巴尔先生》（1936）、《梦兰的家》（1936）、《夜归》（1936）、《惩罚》（1936）、《安慰》（1937）、《王二娘的政治运动》（1937）、《免职》（1937），散文《德国老教授谈鬼》（1936）、《哈孟雷特与房租问题》（1936）、《回忆》（1937），文学理论《经验与小说》（1936）、《批评与创作》（1936），等。
此外，陈铨还完成了一些跨界的研究和翻译，如《德国民族复兴运动的哲学根据》（1934）、《俾斯麦与德国民族性》（1936），中德外交档案翻译《德国关系中国外交文件汇译》（1935），以及《一九三六年的世界经济》（1936）、《法郎贬值的前因后果》（1936）等关于世界经济的长篇述评。以上除少数系旧作，都是在不到三年间完成的，可见其惊人的创造力和学术爆发力。
避开创作不论，上述成果对应正是陈铨在克尔大学时的主系和副系——德语文学和哲学。如前所述，陈铨在哲学上受过相当严格的训练，对欧西哲学的源流演变、要言奥义，如数家珍，尤对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颇有心得，而最感兴味的则是尼采的生命哲学。作为一个学者，其主业和最佳成绩是德语文学研究，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一鲜有问津的陌生领域，并从中一探德意志文化精神对陈铨究竟有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