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右派分子

1957年南京的9月，艳阳高照，暑热未散，而陈铨很快感受到秋天的肃杀。南京大学“南苑”的通告栏里时常能看到各种大字报，但开始并没有他的事，直到有一天终于贴出了一张，这也是“反右”中陈铨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签名者是外文系的党员干部。紧接着从外文系到学校，都召开了批判大会。

据陈光还回忆：“南京大学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是在大礼堂开的，发言的是各系的系主任和相关领导，还有一个党员学生，最后作总结发言的是郭影秋校长。我当时是数学系的学生，也在台下。学校对我没有施加压力，数学系书记路慧明知道我是陈铨的儿子，还跟我说，要正确对待家庭问题，对你爸爸，我们是要争取他的。”

1958年1月22日，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右派分子陈铨的结论》的决定，具体“罪名”除了“历史问题”，就是他在“鸣放”中的言论。《结论》最后写道：

反右斗争开始后，陈表面上积极参加斗争，批判别人，但对自己的问题却不主动向领导上交代，暑假中还给极右派分子王造时写假检讨，当他的问题被揭发后，中心组要他交代检查，陈不但不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反再次向党和系的领导进行攻击，后经过外文系全体教职工及全校的揭发和批判，才表示低头认罪。

根据以上事实，陈铨在解放前就是一个老右派，解放后虽经历政治运动，其不仅无改变，且仍坚持反动立场，敌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整风运动中，利用鸣放机会，挑拨煽动，全面地系统地散布反动谬论，品质恶劣，情节严重，因此应定为右派分子。

据南京大学一位知情人士日后所说：“他是有历史问题的教授，经过肃反的清理，受到过教育和教训，反右前的鸣放，他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他早就不是南京大学出头露面的人物了。大右派王造时的事出来后，影响太大，他因与王造时关系密切，最后找些理由把他也划进去。”^[18]陈铨与王造时清华时期为换帖之交，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来往极为密切，他被划为“右派”的确与王造时有关。当然，即使没有受到王造时的“连累”，陈铨大概也不可避免被划为“右派”，诚如潘光旦所言：

到反右运动时期，也就是到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时候，我们终于能肯定地指出，如果右派分子要到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会找到的话，要到受过清华早期教育的人中间去找，就几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当我作检查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从1916到1923毕业的各级清华学生提供了最大的右派分子堆的一个，早于1916级和迟于1923级，一定还有些，但我不接头了。^[19]

此系实言。实际上“反右”一开始，在天津（南开大学）的雷海宗，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林同济即被划定为“右派分子”，陈铨怎么可能幸免呢。

1958年5月9日，南京大学撤销了陈铨的教授职位，留用察看，工资由四级降为八级，随后发配至外文系的资料室，职级定为“职员”。此后，“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陈铨头上，外文系资料室图书管理员则是其新的身份。据说，划为右派后，陈铨彻底“放下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比较系统地批判了自己的罪行，承认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表示“要改变自己的顽固态度，好好改造自己”。自此，除了在图书室安静地接待学生老师借还书籍、编书目外，定期写自我检查、改造心得，向组织汇报思想，参加小组学习会议，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对这段历史早有定性，也说得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来，“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整风过程中”，有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20]。陈铨当然也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