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观与英雄崇拜
英雄与英雄崇拜现象源远流长，历来引起了无数人的兴味和论议。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民主观念渐成知识界主流，反对英雄（崇拜）者居多，如此敏感话题，极易“引起误会，招致反对”[57]。英雄与英雄崇拜本身又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模糊概念，本来就不易说清楚。陈铨为何在抗战时期提出这一似是而非的话题，实在耐人寻味。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滥觞，大凡一个民族或一种宗教皆有自己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英雄与英雄崇拜随之产生，并作为一种无时不在的社会现象和集体无意识，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19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将之单独作论，以宏阔的视野和酣畅的语言缕述了西方世界六种英雄们的伟大事迹，并提出他的著名观点：
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想要得到的一切事物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历史。[58]
中国历史上虽有“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之说，俗谚中也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乱世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等说法。民国以后，卡莱尔的学说传到中国，引起关注，梁启超甚至还引述了卡莱尔的名言：“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59]但总的说来，尚停留在世俗认知的印象直觉层面。陈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一开始就从认识论上把“英雄崇拜”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在《论英雄崇拜》《再论英雄崇拜》等文章中，他系统阐述了英雄崇拜说的两个层进的内涵：英雄史观、英雄崇拜以及为何提倡。
在陈铨看来，英雄崇拜“有一个深远的根据，这一根据，乃是一种历史观”——“英雄史观”，并对此作了逻辑严谨的论证。首先，关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力量，历来的两种说法：“物质”说（“物是一切历史的成因”）与“人”说（“人是一切历史的成因”）皆有缺点。陈铨从叔本华“意志为世界本源”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出发，推演出“意志”才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根基”和“人类一切行为的中心”，它决定着“人类一切动作思想反应”，并“创造了人类全部的历史”。是以，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在于“说明人类在某种物质条件之下，他怎样凭藉他伟大的意志，去解决一切的困难，他们努力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进展的情况”。
其次，既然意志推动了历史，那么起作用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意志呢？“最巧妙的说明”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但又分主次轻重。陈铨认为，群众意志是“时势”产生的基础，虽很重要，但“英雄的意志更重要，因为有了它，才能够鼓励群众，发展他们的意志”。若时势已备，英雄不出，群众认不清方向，历史就会“停滞和紊乱”；反之，英雄应时而生，“凭他们的聪明才力，事先认清时代的需要，唤醒群众的意志，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创造时势”，从而“展开历史的新局面”，因此，“英雄是群众意志的代表，也是唤醒群众意志的先知”。其结论为：“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只有站在这一立场，我们才能够了解历史的现象。”[60]
再者，既然英雄在历史中的地位如此，理所当然，“英雄是受人崇拜的，是应当受人崇拜的”。陈铨认为，“崇拜的心理”的产生有两个原因。其一，从心理学上看，“英雄崇拜”源于人类“惊异的情绪”。创造伟业的英雄具有“不可预料”“不可解”的神秘性，其“不可思议的魔力”让人不由得“相信他们，惊美他们，服从他们，崇拜他们”。其二，从美学上看，英雄崇拜“也起源于人类审美的本能”。“英雄是伟大的”，“凡是伟大的对象，都是一种美”，欣赏英雄、崇拜英雄的情绪随之产生。进一步，他反复强调，英雄崇拜与“奴隶服从”“阿谀逢迎”外表相似，实则判然有别，前者“发源于高尚纯洁的情操”，只有“高尚纯洁”“人格光明”者，才能如欣赏艺术美感一样，不带“丝毫利害的观念”，“惊异英雄特殊的力量”，“欣赏英雄壮美的表现”，追随英雄。
陈铨的整套理论看似复杂，实则来源清楚，有章可循。首先，其概念、观点等均来自卡莱尔。他写道：“十九世纪初年，英国文学家卡奈尔，受了德国思想影响，写了一本《英雄与英雄崇拜》”，并说“卡奈尔基本的观念，还是由于天才主义出发”，“天才是民众的灵魂，是群众的救星”，他们是“战场上的武人，骑白马的拿破仑”[61]，是“宗教文学各方面的天才”，也可以是“美术哲学科学各方面”“创造领导”的“天才”[62]。
其次，意志哲学为英雄史观的逻辑论证提供了方法论。叔本华认为无处不在、生生不灭的意志是世界的本源，尼采说为了更高级的人生和文化，必须求得权力意志，跨越人类“索道”，到达超人境界。陈铨把二者杂糅整合，推出意志推动历史的唯心主义史观。在具体论述中，他从“意志”起论，有限地祛除了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色彩，在强调群众的“意志”的前提下，突出英雄的“意志”在历史中的关键性意义。
再次，在具体阐释英雄的内涵及其与群众的关系时，除了卡莱尔之外，陈铨还借镜并发挥了叔本华的天才论和尼采的历史论，而在论述英雄崇拜何以产生时，则又引入了康德的美学观点。叔本华、尼采曾写道：
一个天才具有双份的才智，一份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并服务于意志，另一份是为世界准备的……天才的伟大之心，纵使在千万之众中也难以觅见一颗，它是照耀人类、启蒙人心的灯塔。假如没有天才，人类将会在险象环生、云雾弥漫的无垠海洋中迷失方向，失去自身。[63]
感谢历史允许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的生活组成了叔本华所谈到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过时间的荒原向另一个巨人呼唤，这种崇高的精神谈话在继续，而未被那些在他们之间爬来爬去的、放任喧闹的侏儒们所打断。历史的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做调停人，甚至提供产生出伟大人物的动力和力量。人类的目标最后只能在他的最高榜样之中实现。[64]
陈铨如影随形：“人类生存的意志，是平等的，所以他们生存的权利，应当平等，但是人类的智力，是不平等的，所以他们担任的工作，不应当平等。人类社会无论任何方面的事业，创造领导，都只靠少数的天才，他们是群众的救星，他们是宇宙伟大的现象。”[65]若没有英雄，“人类世界，就会永远停止在兽的状态”[66]。不同的是，尼采认为“庸众”根本不值一提，历史只是伟大人物和超越人生的平台，而陈铨则认为群众是“时势”的基础，英雄对历史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综上所论，陈铨对英雄史观和英雄崇拜的理论建构和具体阐释，其实是糅合化用、嫁接拼贴了卡莱尔、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学说，源流关系很清楚，个人的发现很少。相对而言，英雄史观的论证自成体系，较为严密，而英雄崇拜则以感性发挥为主。而英雄史观的形成，一方面与陈铨对德国文化，尤其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的推崇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等个人经验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