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黄鹤楼》
《祖国》的火爆也激发了昆明各界演出话剧的热情和潜力，开启了春城抗日演剧活动的兴盛。1939年以前，当地较活跃的只有云南省“民众教育馆”的“金马剧团”和昆华艺术师范学校的“艺师剧团”。据时人称，两剧团虽“都有优越的成绩”，但只“激起了一点微波”，直到《祖国》的成功演出，才“初步奠定了昆明剧运的基础”，并“从此激起了昆明剧运的浪潮”[62]。
《祖国》公演后的四个月内，昆明共举行了《夜光杯》《中国万岁》《凤凰城》《流寇队长》等“十二次”较大规模的戏剧公演[63]。到7月中旬，曹禺应邀来到春城，春城剧人联合排练演出了其新作《原野》和《黑字二十八》，曹禺、凤子、孙毓棠、陈豫源等名家大腕皆粉墨登场，共演出33场；10月，为庆祝第一届戏剧节，昆明剧界又举行了联合公演；12月，中央电影摄影厂到昆明取外景，所属“中电剧团”，以“铁一般的阵容”（如魏鹤龄、施超、白杨、钱千里等）公演了《群魔乱舞》《塞上风云》两剧。正是在各剧团竞争公演中，将昆明剧运推向“鼎盛”[64]。时人称：“一九三九年的昆明剧坛，已呈现着活跃和突击的姿态而不是过去那样沉寂了。每个热忱戏剧工作者的‘热’和‘力’，向着这后方的每个阶层，每个角落挺进着！他们站在全民族团结的阵线上在尽他们最大的任务！”[65]
《祖国》因缘际会，成为昆明剧坛“呈现相当蓬勃气概”之“嚆矢”[66]，陈铨与联大剧团一时享誉昆明。此后高小文、汪雨、刘雷、劳元干、陈誉等核心成员在春城剧界崭露头角，很多演出的幕后台前，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而与“纯洁、热情、可爱”的学生朝夕过从中，陈铨不仅感染了年轻人的青春热血，也激发了创作戏剧的信心。
《王铁生》演出后，陈铨曾向父亲报告：“联大同事有去观者，回时亦极表称赞。此方证明男尚有创造戏剧能力也”；“《王铁生》公演凡四日，成绩极佳，惜阿父不在此，不能见男之成功也”[67]。《祖国》公演后，又欣喜地告诉老父：“自上次公演祖国获得成功后，我在昆明，颇享相当名誉，大部分人会面，均甚推重。”[68]西南联大校方还“鉴于抗战时期戏剧宣传之重要”，特地请他“添设戏剧编演一课程”。[69]
陈铨在德国曾想从事戏剧创作而未成，大约还是语境不合，没找到灵感，抗战爆发，他终于找到了个人兴味与时代思潮的契合点。如其所言：“经过这一次的全面抗战，中国文化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中国戏剧应当宣传这一个时代的使命。”[70]由此，陈铨开始了多幕剧的创作，他后来回忆道：
我敢于有勇气写出第一个剧本，不能不感谢一些朋友的启示和学生的热情……《祖国》上演的时候，从闻一多孙毓棠凤子三人的活动中，我领悟许多戏剧表演的原则。而且《祖国》的剧本，经我删改过一遍。因为应时代的要求，我加写了两场。在演出的时候，我加写的两场，发生良好的反应，增加了我写作的自信力。《祖国》演完，我就开始写《黄鹤楼》，一个月之后脱稿。[71]
五幕剧《黄鹤楼》完成于1939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间，其间陈铨多次向父亲描述了创作时的高峰状态：
近拟自编一戏剧。系描写空军某队故事，第一幕已脱稿，希望不久能将其余三幕写完。近来生活较安定，颇有心创作，此为数年以来未有之心境。算命家谓我有名无财，岂果然欤？[72]
学校考试完后，试卷阅毕，即从事创作一戏剧名《黄鹤楼》，共分五幕，系描写中国空军中某队故事。现已完成三幕，希望再数日能完成也。[73]
戏剧共五幕，已写完，长约八万字，名《黄鹤楼》，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之意，盖剧为悲剧，而地点又在武汉。此为我《死灰》而后之第一巨著，颇令人踌躇满志。[74]
剧本完成后，陈铨领着学生排练了几次，但“三位朋友”（指闻一多、孙毓棠、凤子）对这个戏兴趣不大[75]，而且“学生功课太忙”，“不愿演戏太荒废彼等学业”，决定“暂不演出，留至暑假再说”。[76]这一停就是两年，学生们则纷纷去参加了其他剧团的演出，联大剧团一时沉寂，1940年2月借“响应募捐劳军献金”之际，才又公演了四幕剧《夜未央》[77]。陈铨在此期间也淡出了戏剧活动。除工作繁忙、家庭之累等原因外，主要是忙于著述。1940年4月，《战国策》杂志在昆明创刊，作为核心人物之一，陈铨此一时期的精力皆投注于此。1940年底《战国策》因故几近停刊，陈铨又开始了戏剧活动，标志性成果是《黄鹤楼》的公演与《野玫瑰》的诞生。
1941年4月，由陈铨亲自编导的五幕大型话剧《黄鹤楼》，由“青年话剧社”（1940年成立，三青团云南支团部）在昆明大戏院首演。演出从4月26日持续到4月30日，“卖座的记录，出人意外。每天票房只开一小时，一千多个座位，立刻全部售罄”[78]。其间，《朝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皆予以关注和好评：“自公演空军国防剧《黄鹤楼》以来，颇得观众好评，连日均告满座”，“打破了昆明剧坛数月来的沉寂”，宣扬“空军英勇作战的伟绩”，是“一出相当精彩的力作”，是“代表了新时代的作品”[79]。4月29日的晚场，吴宓曾去观演，他认为饰演萨丽的演员表现“甚佳”[80]。时人亦多有称誉：“三十年春末，西南联大学生曾上演该校西文教授陈铨编导的《黄鹤楼》。‘联大’学生沈长泰、刘雷、陈誉等工作严肃，演出成绩良好。”[81]
陈铨自陈受王文显“形式主义”戏剧理论的深刻影响，重视戏剧技巧、受众影响和剧场效果。《黄鹤楼》虽也契合“三一律”，但该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多线交错，场景繁复，布景、服装要求高，演出耗费大，呈现于舞台，也是颇有困难。实际演出中，出场演员达21人，演出时间太长，其中一场晚八时半开演，至凌晨一时半方结束，“整整用了五个半钟头”[82]。彼时昆明通货膨胀严重，从学生到老师都穷困不堪，要筹措不菲的演出费用，谈何容易。多年以后，陈铨仍清楚记得《黄鹤楼》的“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83]。有鉴于此，学生们要求他“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84]。于是《野玫瑰》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