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归本业

陈铨本欲借“中制”平台，在重庆戏剧界有所作为，实现导演的理想，但事与愿违。现实中的种种困扰，让他不由得怀念起“联大大批纯洁热情，可爱的学生，和许多学术修养甚高，没有嫉妒，没有偏见的同事”。^[14]《蓝蝴蝶》后，陈铨只为应付“中制”的工作任务，勉强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不重生男重生女》，“写出来后未得演出，结果还是遭到开除”，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写戏剧电影了”^[15]——1944年新厂长蔡劲军上任，由于“表现”不力，就被“中制”解聘了。

实际上，当陈铨“感觉环境不允许”他继续从事戏剧事业，1943年初即在四川同乡、清华校友陈石孚的介绍下，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英文教授，回归了本行。随后在旧识张沅长（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的推荐下，担任了青年书店的总编辑。同样在这一年，他还应王泊生之邀，在重庆国立歌剧学校讲授一学期的课程（编剧与导演），课余还曾带领学生排练过《黄鹤楼》，只是因为无钱演出，排练也停止了。^[16]为了谋生，陈铨还曾化名在重庆的报上登载过英文补习教师的广告。

陈铨任职青年书店期间，将八弟从老家招来重庆，担任书店的办事员。陈雄岳因此得有机会与兄长朝夕相处三年，获悉了哥哥的不少往事，晚年他感慨万端，写下了题为《与家兄陈铨相处时的记忆》的回忆录，记载了五哥陈铨所述自己的经历见闻，以及有交集交往的梁启超、陈寅恪、金岳霖、洪谦、吴晗、张荫麟、黎锦晖、杨西孟、林同济、闻一多等学界中人的趣闻逸事。他同时还保存陈铨从清华学校到抗战时期120多封家书、少量未曾发表的文章，以及成绩单等物件，为研究陈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教书上课、编辑书刊是陈铨的本行和长项，更不用面对各种复杂关系，做来自然得心应手。他之所以四处奔忙，做了这么多的兼职，一方面是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想干出一番事业，对青年书店的事业更是颇有期待。陈铨不仅请来陈邦彦和黎锦晖主编《青年与科学》《新少年》两大月刊，并有编译出版“西洋近代名剧百种，作有系统的介绍”的宏伟计划^[17]，尤其是为自己主编的《民族文学》费了不少心力。

有论者认为，《民族文学》是“战国派”的后续刊物，并依据其“论坛”“广告”等栏目，刊载了孙中山、蒋介石等关于民族主义、抗战时局的言论和广告，认为该刊“偏‘右’偏‘白’”，并判定陈铨“由一位中间派文人走向国民党阵营”^[18]。事实上，青年书店是1938年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总部在重庆，以出版三民主义书刊为主。1942年移交三青团主办，陈铨即在此时被聘为“总编辑”。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出版机构，刊布发表官方的言论，本属正常，据此判断陈铨的政治倾向和现实意图，未免有些粗率。抗战初期，《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日报》等共产党报刊，也刊载过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言论。

国民党的官僚体制相对松散，嫡庶系统多，组织不严密，裙带色彩浓厚，关系复杂。记者出身的俞树立因为与张治中（时任军委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书记长）关系密切，当了青年书店的总经理。俞树立是张沅长的表哥，陈铨因为与张沅长熟识，并在他的介绍下，做了书店的“总编辑”。陈铨则拉来自己的弟弟，以及好友黎锦晖、张少甫（青年书店秘书）等人来帮忙。陈铨做这个“总编辑”直接原因无非是做兼职赚钱养家糊口，当然也可以此为平台，发挥专长，实现文学理想，并非主动表示向当局示好，即使是为了倡导“民族文学运动”，也只是宣扬他个人的抗战救亡的文化见解，并没有刻意的政治目的。

不幸的是，青年书店很快就关门停办，《民族文学》1943年7月创刊至1944年1月，只出了五期即无奈停刊，而陈铨计划的西洋“名剧百种”仅出了《名门街》一种。青年书店倒闭的原因，令人啼笑皆非。1943年底，俞树立把资金挪去做投机买卖，结果血本无归，书店被上峰责令停办，无奈关门，陈铨的愿望再度落空。至于《民族文学》受到《新华日报》《群众》等左派报刊不断攻击，大概也是迂回的策略，若非如此，他们何不直接针对国民党的官媒，或者干脆批判政府，岂不更好？

《民族文学》的宗旨是“建立民族文学，介绍西洋文学，鼓励文学创作”。为了办好刊物，陈铨约请多位教授名家为“特约撰述”，如沈从文、吴达元、孙大雨、朱光潜、梁宗岱等^[19]，并给冯至去信征求办刊意见^[20]。除上述几位外，《民族文学》的作者还有朱自清、姚可崑、柳无忌、吴晗、方重、袁昌英等有名的学者，以及戴镏龄、杨静远、林同端、金启华等青年学生。

由于存在时间短，很难考详《民族文学》的确切影响和实际意义。但文学界众多名家学者都加入其中，本身就说明刊物的品位，陈铨还曾照多年的习惯把自己的“作品”寄给远在昆明的老师吴宓，吴宓还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小雨。靛舍立读铨编《民族文学》第一期，甚服铨之才干。”^[21]尤值得一提的是，《民族文学》发表了一批青年学生的文章，有扶掖新人的尝试和努力，其中第四期所刊短篇小说《萦》就是一例。

《萦》的作者杨静远时为武汉大学英文系三年级学生，系陈铨当年在武大的同事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公子。小说写的是大学生的生活，文笔细腻，描写真切，陈铨在《编辑漫谈》中充分肯定了作品在描写“青年生活”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并说一个年轻学生“写作已经有了这样的成绩”，“令人欣幸”^[22]。在专业刊物发表作品，还得到主编的夸奖和千元稿费，让杨静远大喜过望：

我的期望的终于来了！午饭后，妈妈说：“《民族文学》来了。”我立刻拿到手。天哪，是粉红封面，比前几期都难看，可是再难看也无足轻重了。我翻出我的child[孩子]，看见《萦》这题目下自己的名字，我看内容，它对于我却好像很陌生……我的小说在第二篇。妈妈说：“陈铨真是给你最大的honour[荣誉]，把你的放在前面。”妈妈显然很高兴，眉飞色舞地频频问我：“快活吧！快活吧！”……快乐填满了我脑子，不能再接受什么东西了……我想起在远方的朋友们，我想起本校的同学们，不久他们会用怎样一种眼光看待我……^[23]

据杨静远日记所示，王世杰还为她的这篇小说专门写信给杨端六，说罗家伦给他推荐了《萦》，他们夫妇都看了，并称赞有加^[24]。此事足足令杨静远开心兴奋了大半年，其日后学有所成，研究英国作家勃朗特姐妹，是西洋文学翻译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