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中的《野玫瑰》
1980年代以来的大量回忆录，与当时的报载互相印证，并进一步补充说明了《野玫瑰》的流布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但令人玩味的是，《野玫瑰》“有毒”的历史记忆，则制约并影响着回忆者的叙述姿态和立场。
首先，部分当事人戴有色眼镜，以贬抑之态度回顾了观演《野玫瑰》之情形。如一直专门批判《野玫瑰》的石曼说：“我第一次接触到《野玫瑰》，是1942年冬天，在洛阳战区学生进修班的操场上，一支演技并不高明的国民党政工队演出这个四幕戏，从头到尾7个演员，却紧紧把上千的师生吸引住了。”[48]曾在四川绵竹就读的学生则回忆道：
绵竹中学校的师生，也演过一次话剧，是陈铨教授写的《野玫瑰》。曾在各地上演，有点名气，它代表抗战剧中出现的逆流。表面上与抗战有关，实则带有反动倾向。它鼓吹“曲线救国”，夸张国民党“特工”的作用，又穿插了桃色的纠纷。剧情还是紧张诱人，吸引了不少校内外观众。[49]
时在湖南醴陵的一位“政工队员”也对上演《野玫瑰》记忆犹新：
《野玫瑰》是写一个女秘密工作者（即“野玫瑰”）打入北平维持会长的身边，以这个大汉奸作保护伞进行隐蔽抗日活动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剧本有不少问题，比如对那个大汉奸就欣赏多于披露，而且爱情纠葛成了主线，对敌斗争反而降到次要位置了。在这之前，我曾读过这个剧本，对它颇感兴趣，所以当柳条告诉我准备演出《野玫瑰》时，我是同意的。[50]
简略记载则更多。在内蒙古陕坝，“‘青年剧团’除了接二连三地演陈铨的《天字第一号》《野玫瑰》和《蓝蝴蝶》。”[51]在四川遂宁，话剧演出“别开生面，盛极一时”，“演过《野玫瑰》《兰瑚蝶》《反间谍》之类由陈铨编写的宣扬特工的所谓‘战斗剧’”。[52]在涪江某中学，“三青团分子”“演出反动剧作家陈铨的剧作《野玫瑰》。”[53]在温州，1943年12月1日，浙江省的“新运剧团”和“第一巡回戏剧歌咏团”在“公共游艺场电影院”演出过《野玫瑰》；1944年5、6月间，“乐清星火剧团”也演出此剧。[54]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也曾演过反动戏陈铨的《野玫瑰》”。[55]在四川岳池，“顽固分子”“把美化特务的《野玫瑰》丑剧，弄到女中去演”。[56]而如这般一边回忆着《野玫瑰》的演出盛况，一边又颇有微词者，数不胜数。
其次，还有不少回忆者以平正立场，客观记录了《野玫瑰》在各地的演出情形，一些回忆也与当时文献互相印证。据各当事人回忆，在乌鲁木齐，省立女子中学1943—1944年间曾多次演出《野玫瑰》与《无情女》[57]；内蒙古杭锦后，当地“青年剧团”也上演过《野玫瑰》[58]；在陕西，汉中“西北公路局社教工作团”、西北大学的“新生剧团”“中国戏剧学会”等多个剧团都曾上演过《野玫瑰》，西安的“王曲剧社”甚至把《野玫瑰》当作保留节目[59]；浙江遂昌，“政工队”也在当地“民众剧场”，上演过《野玫瑰》[60]；在福建泉州和南平，多个剧团都上演过《野玫瑰》[61]；在江西宜春也“盛况空前”地上演过《野玫瑰》[62]；在贵州，“青年剧队”等剧团在贵阳多次上演《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63]，而遵义的“血痕剧团”“遵义业余剧社”同样多次上演过《野玫瑰》和《金指环》[64]。
《野玫瑰》上演最多的记载是四川省，除前已提及的重庆、岳池、遂宁等地，“76军前锋剧团”在泸县“前程大戏院公演《野玫瑰》”，“免费上演，每场客满”[65]，长寿、苍溪等地的中学，以及业余剧团都曾演出《野玫瑰》[66]。此外，内江、江津等地也有上演的记载。
作为一部兼具通俗性、娱乐性与时代性、宣传性的谍战大戏，《野玫瑰》在同仇敌忾的抗战文化氛围中，红极一时，情理之中，在另一部分回忆者眼中，观演《野玫瑰》可谓是抗战艰苦岁月中难忘的美好回忆。
台湾著名诗人彭邦桢1942年曾参加过昆明的“戏剧巡回演出队”，他日后撰文回忆当年在滇缅公路劳军演出时，说得最多的就是《野玫瑰》，其中写道：
说起“野玫瑰”，距今已有四十余年，我现在己不复记得剧中的详情和细节了。但对扮演“野攻瑰”这一女主角郎惠仙，和扮演剧中刘云樵这一男主角李文伟，在我却有强烈的印象的……此剧名“野玫瑰”，而她即“野玫瑰”，这就可见她在戏中令人骚动的亮相。说来她就是演这一戏中我方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天字第一号”，是个敌伪的警察所长夫人。因她岂仅是演技好、台风好，就是她的一颦一笑也都很婉约动人，尤其当她演到高潮——声泪俱下的时候，她晶莹的泪水也当真会在她的眼里盈盈夺眶而出，直赢得观众为之扣紧心弦，并大呼精彩。[67]
几十年前的事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毫微毕现，可见印象之深刻。
戏剧工作者翁村抗战期间任“抗敌演剧第四队”队长，曾在湖北老河口一带从事抗战宣传演出，他的回忆几乎以《野玫瑰》为中心，所述更为详细生动：
1943年下半年，李宗仁长官到西安开会时，在中央军校七分校看了由名艺人戴涯导演的陈铨编写的四幕话剧《野玫瑰》，把这个剧本带回老河口，要我来导演这个剧……经过半个多月的排练，在新建的河口剧场演出时，全市轰动，场场客满。李宗仁长官来看戏，也表示满意。
《野玫瑰》演出成功，李宗仁长官就指示到均县、郧阳、草店等地公演。在均县、郧阳都演出三场。以后，驻草店的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又专门派车来接，邀请到该所也连演了三场……不久，又到襄阳、樊城演出，效果也蛮好。这个剧从1943年演到1944年，演出的次数是最多的。
作者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几件饶有趣味的“野玫瑰”逸事：一是演出时本地一位画家“专门画了一张《野玫瑰》，裱好亲自送到剧场，将此画挂在台前大幕上”。二是当地一个毛巾厂在其中发现了商机，“将所生产的毛巾印上‘野玫瑰’三个字，一时颇为畅销”，还有人开了一家“野玫瑰餐厅”。三是一个军官对《野玫瑰》十分痴迷，不仅“连看三场，并要去剧本阅读”，而且“对刘云樵这个角色特别感兴趣”，并希望能出演此角，在一次演出中有演员临时退出，此君终于达成心愿[68]。
《野玫瑰》出自大学校园和大学教授，各大学演出自然也少不了。据任访秋回忆，1942年，河南大学（时迁在嵩县）曾多次演出《野玫瑰》，而“扮演主角的一两个女同学也名噪一时，成为当时师生谈论的中心”[69]。同一时间，浙江大学（遵义）的“湄潭浙大剧团”也在演，当事人回忆道：
为了迎接浙大全校运动会于翌年召开，剧团筹备排演话剧《野玫瑰》，导演为陈永淦，演员有郑士俊、陈永淦、詹声穗、张兆青、夏赓杰、邵英多共6人。1942年5月4日，全校运动会在湄潭举行。当晚话剧《野玫瑰》在湄江畔的大礼堂上演。舞台前新制的墨绿色幕上缀有浙大校徽飞鹰图案及“浙大剧团”四个大字。这对于演出的同学们来说自然是一种鼓励。次日晚续演该剧，除师生参加外，当地人民也纷纷前来欣赏。[70]
校长竺可桢亲临现场，为演出揭幕并观看演出，还在日记中写道：“七点即赴膳厅大礼堂，观浙大剧团演出之《野玫瑰》话剧。由余揭幕，观者早满座。演来颇有精彩，其中演夏艳华之女生詹声德，汉奸王立民之张兆青，厅长之陈永淦，男仆王安均不恶，唯邵英多之曼丽及秋痕之储新民则稍差。”[71]
1942年底，中华大学师生在一个将军的公馆里举行募捐演出《野玫瑰》，“台下座无虚席，众口称绝”，“不仅为学校解决了燃眉之急，使我们这些远离家乡、长期流亡在外的青年更加团结，亲如兄弟姐妹”[72]。1942年2月国立中正大学的“中正青年剧社”在校内上演的《野玫瑰》也是“成绩良好，誉满全校”[73]。
抗战胜利后，仍然有很多地方上演过《野玫瑰》，尤其是那些曾经演过的地方，演起来更是驾轻就熟。如1945年10月，重庆“抗建堂”再次上演，而昆明则在1948年7、8月间由“正风剧社”在“民众教育馆民众剧场”上演；1947年9到11月间，广西大学“青年剧团”和桂林西南商专“西南剧社”多次在桂林“艺术馆礼堂”上演，1948年6月，桂林文山中学在校内上演；在宁波，继1943年首演之后，1947年元旦由“春风剧艺社”再次演出《野玫瑰》；1947到1948年间，徐州、柳州、琼崖、内江、汕头等地也上演过。
曾经不能演甚至看不到《野玫瑰》剧本的沦陷区，则在胜利后一过上演的瘾，如战后成立的青岛“群星剧团”和“松山剧团”以及天津“南艺剧团”和“新二军政治部”都在当地上演过《野玫瑰》[74]，复员后的南开大学也演过，而香港、台湾等其他多个地方同样上演过。1949年后，《野玫瑰》在大陆销声匿迹，但在东南亚一带华人聚集地则有上演的记录，如1950年代菲律宾“国防剧团”“少年剧团”“友声剧艺社”等多个剧团都上演过[75]；1960到1970年代，吉隆坡和新加坡也皆上演过《野玫瑰》[76]。
此外，除了数不清的话剧演出和改编拍摄的电影《天字第一号》（1946），《野玫瑰》还在一些地方以广播剧的形式播出过，甚至还被改编成传统的地方戏种[77]。事实上，陈铨的《金指环》《无情女》等剧也在不少地方上演过，如重庆、成都、宜宾、贵阳、西安、西宁、迪化、泉州、南平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