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形态学”
众所周知，雷海宗的史学研究，深受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影响。一战结束后，斯宾格勒出版了名著《西方的没落》前两卷，该著架构庞大，卷帙浩繁，文笔艰晦，创立了“综括世界历史之全部”史学理论——“历史形态学”[30]，传颂一时，也褒贬不一。
斯宾格勒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一种有秩序的表述”，是“感受形式的能力的表现”，但人们所知仅是“形式”，而非“内在生命的镜像”，旧有历史分期和叙述框架，无法认识“局部世界的真正地位，无法判定它的相对的重要性，尤其是无法估计它的方向”，也不能明了“人类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借鉴生物学概念，创造所谓“历史形态学”：
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母土中勃兴起来，并在其整个大生命周期中和那母土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类印在自身的意象内；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从盛开又到衰老。……每一文化自身的自我表现都有各种新的可能性，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
历史学家则需要从文化“有机体”内部，逐一考察“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方能认识历史的真谛[31]。这就是所谓“历史形态学”（也称“文化形态史观”）。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继承并发展斯宾格勒的理论。代之斯氏的“文化”，他用的“文明”，并构建所谓“挑战”与“应战”的理论，阐释人类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与嬗变的过程，同样试图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命运。“两位性情和思想大相异趣的历史学家竟然不约而同地得到相似的结论”，“使循环理论在当代学术界大放异彩”[32]，而中国也在他们的考察范畴，故而深深吸引了不少中国学人（如王光祈、吴宓、张荫麟等），更引起了雷海宗和林同济极大的兴味。林曾说道：
历史形态学或统相学是利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学问。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有其异，亦有其同。我们研究，应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斯宾格勒曾应用这方法写出他的《西方的没落》的杰作。最近英国史豪托因比的《历史研究》一巨著（二十一个文化体系的研究）也是这方法的另一应用的结果。[33]
抗战前雷海宗已在大学课堂讲过斯宾格勒，翻译过汤因比的篇章，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中。他认为：“历史就是变化，研究历史就为的是明了变化的情形。若不分期，就无从说明变化的真相”，而“上古、中古、近代”等传统分法已经过时，于是他提出了中国历史“两大周”的著名概念：
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而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或文化意识上，都可以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34]
而“第一周”又分为“封建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即古代文化的产生、发展、没落的过程。
但雷海宗并未随斯宾格勒亦步亦趋，而是有主观发挥。他认为中国“第一周”文化虽受到冲击，但没有照旧例灭亡，而是形成了“第二周”新文化，直到近代“西化东渐”，“才受了绝大的冲动”，赓续千年的旧制“开始动摇”，正面临“总崩溃的时代”，但是“如何结束，结束的方式如何，何时结束，现在还很难说”，谁也不能肯定或否定“我们是否还有一个第三周的希望”。[35]其言外之意是历史形态学可以启示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有可能找到应对之路，创造“第三周”文化，烛照民族的未来之路。
抗战爆发后，雷海宗越来越期待这种可能性：“中国文化前后有过两周，其他文化都只有一周，绝无第二周，都是一衰而不能复振。这一点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现在是“病根太深”的“第二周”文化的晚期了，非经“刀兵水火的洗礼”，不能荡涤“肮脏污浊”，抗日战争则为新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契机。他满怀憧憬地写道：
今日的中国文化是第二周和第三周的中间时代。新旧交替，时代当然混乱；外患乘机侵来，当然更增加我们的痛苦。但处在太平盛世，消极地去度坐享其成的生活，岂不是一种太无价值、太无趣味的权利？反之，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36]
抗战前雷海宗的理论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成，“战国派”时期所撰《中外的春秋时代》《独具两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37]等篇，则结合时局的发展，作了一些补充阐释。比如他细分了文化从产生到消亡的五个时代：“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消亡的末世”[38]，具体分析了埃及、希腊罗马、欧西三种文化[39]。至于《张伯伦与楚怀王》《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警觉性的时限》诸篇则是极具感性色彩的史学散文。
事实上，雷海宗不唯有发挥，而且其接受和阐释有变化——抗战前他以历史形态学研究中国历史，抗战时期，则以期从世界文化的兴亡演变中探索未来，如他给学生的留言：“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古人；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示来者。”[40]又说，“中国文化的第二周诚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并坚信“相信我们此时代与今后几代的中华儿女必能建起第三周的中国文化”[41]。
雷海宗既严谨又“浪漫”，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他是“超级冷静的”[42]，作为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爱国主义者，则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时时刻刻不忘从历史研究中预言未来，热切期待着中国传统文化，在抗战血火中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