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以德为师
陈铨遭到大肆批判的不唯英雄崇拜说，但对其他严厉的挞伐声讨，乃至曲解诬蔑，他未予理会，唯独撰《再论英雄崇拜》回应了外界对英雄崇拜说的非议，一再坚持己见，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五四精神。究竟是何种理路，让他如此坚执？
如前所述，英雄崇拜论争，实为“主义”之争和“路线”之争，但又因背景各异而内外有别。具体而言，左派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阶级斗争，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革命，建成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唯物主义立场与唯心主义史观水火不容，是为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之争。陈铨也毫不隐晦：“根据唯物史观，来批评我对于历史的看法”，“的确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84]沈从文、陈铨虽皆或隐或显地排拒苏俄式的革命路线[85]，但后者又坚持认为，在“自由主义最倒霉的时代”，沈从文们“没有注意时代的变迁，整个民族所处危险的局面”[86]，一心欲以所谓民主作为立国之基，期以建成英美式的国家，根本行不通，唯有以民族主义作为立国之本，而德国在欧洲的成功经验，正是我们师法借镜的范本。
在陈铨看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就有两种政治思想，其一为“个体主义”，其二为“集团主义”，在现代则演变为两种政治制度：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和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集权政治，前者以英美为典型，后者以德国为代表。[87]所谓“民主”“独裁”只是“建筑在民众的基础上”不同的政制而已，两者的区别“不在对民众的爱护不爱护”，而是“政权的使用”方式不同。[88]而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英美传统派而外的思想实在是太隔膜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后边，隐藏着欧洲数千年另外一派思想界的潮流”[89]。
如前所述，在陈铨眼中，近代以来的中国与德国在欧洲的境遇，何其相似，但德国人凭借“理想”“准确”“好战”的国民性格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民治主义”“英雄崇拜”的民族思想，迅速崛起、完成统一，并在“一战”后的逆境中奋起，直至当下在欧洲所向披靡[90]。这不是中国最好的榜样吗？基于此，陈铨认为，同样作为落后国家，五四先驱“没有认清时代”，误“把战国时代认为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认为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为理智主义时代”。尽管是“同样的目的”，但“所走的路线”却与狂飙运动“背道而驰”，竟“反对民族主义，专谈世界主义”，乃至“全国上下，精力涣散，意志力量，不能集中”，只能狼狈不堪地疲于应付外来侵略[91]。
陈铨甚至认为中国百弊丛生，屡陷于民族危机中，即源自这个“二十年前的错误”：
民族意识不能增强，国防心理未能建设，对内则斗争消耗国力，对外则痴心依赖他人，思之伤心，言之发指！这样沉痛的教训，这样明白的事实，日日诵读先哲的遗书，始终不能改变这些人顽固的头脑。思想界中毒如此，得不令人悔恨交集！[92]
至于“自由”“民主”等交口相传、炫目好听的“名词”，不仅难以实行，更不能“帮助我们救亡图存”，而如何评价五四并非关键，若不明白“第一的要求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今后的局面愈来愈艰苦”。因而需要新的“觉悟”和“人生观”，而“德国的狂飙运动”与“民族主义”就是“指南针”[93]。
事实上，提倡以德为师（“特别称赞德国”）不单是陈铨个人，也是《战国策》杂志的明显标识。林同济说：“我们认为欧洲文化，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我们介绍西方文化，多偏于英、美文化，所以我们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94]一向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何永佶也说：“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想先进，以英美的留学生居多（我自己也在内），他们心目中的西洋思想，只是英美思想，他们介绍的也大半是英美思想，而不知除英美者外，尚有其他思想，其他事实。”[95]“战国派”诸人如此见解，不仅引起了左翼的不满，也同样引起英美派的注意。如论者所言：“陈铨与沈从文‘英雄崇拜’说之论争，甚至整个与‘战国策派’相关的议论，都被视为是德国与英美等国所代表的思想流派之争，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96]
当然，陈铨诸人歆慕德国作风，与法西斯彼时正横行欧陆，“自由”国家狼狈不堪不无关系[97]，但他们并非，更毫无必要为法西斯主义作宣传，其目的也主要不在理论提倡，而侧重于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形势的研究和判断，并试图找到拯溺民族危亡的应对策略。事实上，自保尚不及，何谈侵略他人，无非是求民族生存，不致亡国灭种。
事实上，陈铨抗战中对德国民族特性和希特勒的研判，深刻准确，极有见地。在他看来，德国“有史以来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是非，只有强权；民族的自私，是应当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对外发展坚强的意志”并非只是希特勒的一厢情愿。而张伯伦、罗斯福、斯大林都不知道“在希特勒以前，有千百个德国思想家，同希特勒是一样的思想，在希特勒背后，有千万的德国青年战士”，其他国家若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不赶紧采取“新的态度，新的手段，新的精神”，“是决没有侥幸的”[98]。
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也同样认为：“希特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机遇，而确实是一种德国现象。”[99]陈铨的预言也果然应验，不仅英法节节败退，苏联也一度陷入困境。当然，他对德国的态度并非世人想当然的一边倒，实际上也是充满着爱怨交织的复杂情感，他崇仰的是俾斯麦，而不是希特勒。抗战中，他援例德国，意在提倡民族主义，兼中德间并无直接的军事冲突，他无意也没有专门讨论纳粹主义。
综上所述，陈铨从“意志”起论，从英雄史观到英雄崇拜，进而否定五四传统，将哲学、史学、美学、心理学、道德等领域的思想、概念、现象，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现实感悟等，强行扭合烩杂在一起，一路曲曲弯弯，最终则是指向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和文化批判，并期以通过反思传统（包括五四），重建新的民族文化和国民精神，并且还开出了具体“丹方”——师法借镜德国在欧洲崛起的铁血经验，崇武尚力，培育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建立强大的集权政府，唯有如此，中华民族在列强环伺的“战国时代”才能生存发展下去。
无可否认，“战国派”时期的陈铨文风狷急躁进，话语逻辑也不够严谨。虽然他孜孜以求抗战建国的正确道路，但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英雄崇拜说很容易望文生义地被解释成迎合当局，为当局的极权统治和领袖独裁造势张目，也确有官媒声援鼓吹重新认识“英雄主义”的价值，“祛除”“责难和鄙夷”英雄的“有毒的思想”，以“培植英雄！塑造英雄！提倡英雄主义！建立英雄崇拜”[100]。
事实上，陈铨1940年代的所有著述言论，皆归宗于提倡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一切为抗战救亡这一要旨。
[1] 参见胡绳：《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读书月报》（重庆），第2卷第10期，1941年1月1日；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实质》，《群众》（重庆），第7卷第1期，1942年1月25日；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6月9—11日连载；曹和仁：《权力意志的流毒》，《文化杂志》（重庆），第2卷第5号，1942年7月25日。
[2]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吕希晨的《评战国策派的唯意志哲学》（《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蒙树宏的《战国派及其和尼采思想的关系》（《思想战线》1988年第1期）等文以及其他著作，也持大致相近的观点。
[3] 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655页。
[4] 丁晓萍、温儒敏：《“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代前言）》，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5] 王元明：《20世纪尼采哲学在中国的盛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 闵抗生：《二十世纪尼采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7] 金惠敏、薛晓源：《尼采与中国的现代性》，《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8] 成海鹰、成芳：《唯意志哲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197页。
[9] 黄怀军：《陈铨与尼采》，《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10] [美]彼得斯著，张念东、凌素心译：《尼采兄妹：一个德国悲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11] 蔡元培：《欧战与哲学》，《新青年》（北京），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12] 谢无量：《德国大哲学者尼采之略传及学说》，《大中华》（上海），第1卷第7期，1915年7月20日。
[13] 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民铎杂志》（上海），第2卷第1号（尼采号），1920年8月15日。
[14] 守常：《介绍哲人尼杰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晨钟报》（北京），1916年8月22日。
[15] 冯至：《谈读尼采（一封信）》，《今日评论》（昆明），第1卷第7期，1939年2月12日。
[16] 守常：《介绍哲人尼杰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7] 雁冰：《尼采的学说》（续），《学生杂志》（上海），第7卷第4号，1920年4月5日。
[18] 陈铨：《国际赫格尔联合会第二届大会》，《国闻周报》（天津），第8卷第49期，1931年12月14日。
[19] 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第192—194页。
[20] [德]尼采著，陈铨译：《萨亚屠师贾的序言》，《政治评论》（南京），第120号，1934年9月20日。按：“萨亚屠师贾”即Zarathustra，通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在另一文中，陈铨再次谈到尼采看到了“工业化的结果，基督教的崩溃，人类自由意志的减少”，而“超人主义”把“人类的尊严”提高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参见陈铨：《Feng（冯至），Die Analogie von Natur und Geist als Stilprinzip in Nvalis’Dichtung》（书评），《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1936年1月。
[21] 陈铨：《赫伯尔之悲剧观念》，《珞伽月刊》（武汉），第1卷第5期，1934年3月。
[22] [德]尼采著，陈铨译：《萨亚屠师贾的序言》。
[23] 陈铨：《寂寞之尼采》，《华北日报·哲学周刊》，第6期，1934年5月24日。
[24] 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1936年4月。
[25] 黄怀军：《陈铨与尼采》。
[26] [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4，90—91页。
[27] 陈铨：《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
[28] 陈铨：《尼采的思想》，《战国策》，第7期，1940年7月10日。
[29] 陈铨：《尼采与红楼梦》，《当代评论》（昆明），第1卷第20期，1941年11月17日。
[30] 陈铨：《尼采心目中的女性》，《战国策》，第8期，1940年7月25日。
[31] 陈铨：《尼采的道德观念》，《战国策》，第12期，1940年9月15日。
[32] 陈铨：《尼采的无神论》，《战国策》，第15、16合期，1941年元旦。
[33] 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战国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34] 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战国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35] 陈铨：《尼采的道德观念》。
[36] 陈铨：《尼采与红楼梦》。
[37] 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
[38]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鲁路译：《尼采——其人其说》，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39] 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
[40]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与恶魔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斯蒂芬·茨威格著，黄明嘉译：《六大师》，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41] 《尼采——其人其说》，第17页。
[42] [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19页。
[43] 参见[德]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权力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译者说明》，第3—7页；周红：《尼采的形象是怎样被歪曲的》，《读书》，1986年第11期。
[44] 冯至：《谈读尼采（一封信）》，《今日评论》（昆明），第1卷第7期，1939年2月12日。孙伏园当时也说：“尼采的超人论，推到极端，再加以有意无意的误解，在德国，便成了上次大战的裴伦哈特的好战论，和这次纳粹主义的侵略论。”参见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45] 参见：《尼采兄妹：一个德国悲剧》，导言，第4页。
[46] 《瞧，这个人》，第107页。
[47] 贺麟：《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89页。
[48] 《毁灭人性的三种学说》（社论），《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7月27日。
[49] [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302—304页。
[50] 参见陈铨：《尼采的道德观念》《尼采的政治思想》。
[51] 陈铨：《尼采的道德观念》。《瞧，这个人》中随处可见尼采对德国政治、文化、历史的嘲弄。
[52] 唐密（陈铨）：《法与力》，《大公报·战国》，第26期，1942年5月27日。
[53] 参见陈铨：《尼采的思想》《尼采与红楼梦》。
[54] 如尼采曾说：“在一些变成懦弱可鄙的民族，假如他们真正要想继续生存，可以用战争来作一种补救的方法。民族的肺病和个人的肺病一样，准许一种残暴的医治方法。”陈铨也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腐败堕落的时候，往往经过一次战争，倒可以消除积弊，发扬光大起来。”参见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
[55] 殷克琪著，洪天富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56] 1977年，台湾学者金耀基重刊“特别珍爱”旧文《寂寞的哲人尼采》，并说道：“显然我是主要地通过林同济与陈士榕（按：应系陈铨之误）二位先生的文字而了解尼采的。”该文明显受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的影响。参见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言心出版社，1977年，第179—192页。
[57] 贺麟：《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战国策》，第17期，1941年7月20日。
[58] [英]托马斯·卡莱尔著：《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页。
[59] 梁启超：《英雄与时势》，《饮冰室文集（乙亥集）》（下），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1页。
[60]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陈铨：《指环与正义》，《大公报·战国》，第3期，1941年12月17日。
[61] 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战国策》，第4期，1940年6月25日。
[62] 陈铨：《论英雄崇拜》。
[63] [德]叔本华著，范进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400页。
[64] [德]尼采著，陈涛等译校：《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7页。陈铨曾转述过尼采论述：“真正理想的世界，不是袖手旁观可以达到的，是要牺牲一切才可以奋斗出来。不要无知的群众，要伟大的个人，才可以担当这一个严重的责任。他们只是振作精神，快乐地向前迈进，让那些千万的侏儒，在地下爬着走。历史的工作，就是要传达这一个使命，供给动机和力量来产生这样的伟人，人类整个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产生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要一切减少人类活泼力、创造力的历史，我们要伟人，我们要人生！”参见陈铨：《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
[65] 陈铨：《论英雄崇拜》。
[66]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大公报·战国》第21期，1942年4月22日。
[67] 陈铨：《论英雄崇拜》。
[68] [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20页。
[69] [美]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68页。
[70] 陈铨：《海滨日记》，1924年7月27日。
[71] 陈铨：《论英雄崇拜》。
[72] 陈铨：《论英雄崇拜》。
[73] 贺麟：《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
[74] 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75] 单戈士：《谈谈英雄崇拜》，《荡寇志》（昆明），第1期，1940年9月15日。
[76] 子斋：《从尼采主义谈到英雄崇拜与优生学》；金炀：《英雄·群众·意识与历史》，《时代中国》（赣县），第6卷第2期，1942年8月1日。
[77] 沈志远：《几种流行的人生观（中）：宿命论和英雄主义》，《青年知识》（香港），第5号，1941年9月3日。
[78] 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6月9—11日。
[79] 贺麟：《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
[80] 朱光潜：《论英雄崇拜》，《中央周刊》（重庆），第5卷第10期，1942年10月15日。
[81] 范存忠：《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时与潮文艺》（重庆），第2卷第1期，1943年9月15日。
[82] 如卡莱尔的英雄论、托尔斯泰的名言（“英雄只是贴在历史上的标签，他们的姓名只是历史事件的款识”）、康德的美学观点，以及西谚“没有人是他仆从的英雄”等。
[83]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大公报·战国》，第21期，1942年4月22日。
[84] 陈铨：《再论英雄崇拜》，《大公报·战国》，第21期，1942年4月22日。
[85] 沈从文说：“另外一种貌作有思想有眼光的活动分子，在另外一个观点上做白日梦，以为我们中国还必须流血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即有办法，其天真邻于糊涂。”陈铨则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中共革命的看法：“我把全世界的人也分成两个阶级，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照我的眼光看，全中国的人都是被压迫的阶级，怎么样把中国人解放出来，这是最要紧的事情。”又说：“他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但是他坚决主张，国内的人民，贫富应当均等。”参见沈从文：《读〈英雄崇拜〉》；陈铨：《狂飙》，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第115—116，430页。
[86] 陈铨：《柏拉图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重庆），第1卷第20期，1943年1月20日。
[87] 陈铨：《柏拉图的文艺政策》，《文化先锋》（重庆），第1卷第20期，1943年1月20日。
[88] 陈铨：《政治问题的基本条件》，《东方杂志》（重庆），第38卷第1号，1941年1月1日。
[89] 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
[90] 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
[91] 陈铨：《狂飙运动与五四运动》，《当代评论》（重庆），第3卷第18期，1943年4月18日。
[92] 陈铨：《二十年前的错误》，《民族文学》（重庆），第1卷第3期，1943年9月7日。
[93] 陈铨：《狂飙运动与五四运动》。
[94] 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
[95] 何永佶：《欧战与中国》，《战国策》，第6期，1940年6月25日。
[96] 冯启宏：《战国策派之研究》，高雄：高雄复文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97] 如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中，陈铨写道：“这一两年中间，德国并奥国，亡捷克，分波兰，侵瑞典，降丹麦，借道比荷，败联军，趋巴黎，轰轰烈烈，举世震惊。”
[98] 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
[99] [德]艾米尔·路德维希著，杨成绪等译：《德国人——一个具有双重历史的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作者原序”。
[100] 陶百川：《英雄主义的再认识》，《中央周刊》，第4卷第49期，1942年7月16日；何友恪：《论英雄和英雄主义》，《中央周刊》，第5卷第16期，194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