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谢幕
从“肃反”到“反右”，陈铨已心灰意冷，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被批评、写检查、交汇报，低头做人，谨慎做事，委曲求全，业已成为本能和习惯，外文系给他安排了课程，就全身心地投入，不安排也就算了。而随着步入花甲之年，陈铨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营养不良、缺乏锻炼、抽烟习惯，尤其是精神压力和心情郁闷，逐渐侵蚀了他的身体。从1962年开始，陈铨隐隐觉得“健康”是不是要“坏”，后来诊断为并不算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陈铨再没能挺过去。大概因为早已是靠边站的“死老虎”了，南京大学的“造反派”“工宣队”一开始对他兴趣不大。只是一向有成见者不肯忘记这样一个老“反革命”，他们带人抄走他的书信、日记和藏书，并从《野玫瑰》中按图索骥，深挖细掘，臆想出种种情节，甚至不断追问他：若不是有亲身体验，不是隐藏很深的特务，如何写得出那么多特务戏。虽然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陈铨还是被戴上了一顶“特嫌分子”新帽子。
就这样，陈铨白天在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晚上回家则要写没完没了的“交代”和“检查”。精神麻木，穷困潦倒，有时饿了，竟然连一个馒头都买不起。
1968年初，在山西运城师范学校工作的陈光还回到南京，一来是看望父母，二来也是向二老报告要结婚的消息，陈铨夫妇听了很高兴。陈光还后来回忆道：“父亲身体、精神状态都挺好，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文革’前期那种狂暴的激情似乎离得挺远。”[33]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祖父八十岁时所写的勉励父亲的“自有文章惊海内，不应书剑老风尘”条幅还挂在堂间。但就在儿子离家不久，陈铨夫妇被强迫从大钟亭南京大学教工宿舍搬出。新住地是南京大学南苑的一栋筒子楼，这是底层的一间朝北的单间公寓房，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此处也是陈铨最后的栖身地。
这个阴暗的单间系南京大学一位“靠边站”的干部，被校方要求不得已腾出来的。所以他们夫妇一搬来，就遭到原女主人的冷眼和不满，而对这位“资产阶级大教授”也是处处找茬，轻慢侮辱，并主动地行使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利”，逼着陈铨打扫公共院落、楼道和厕所。冬天一到，陈铨的肺病就更难挨了，连走路都气喘吁吁，可每天晚上要搜肠刮肚地写交代，天不亮还要起床劳动。在这样的环境下，陈铨再也扛不住了，他想到了死亡，甚至告诉妻子，自己若有不测，赶紧去跟儿子过，要活下去。
1969年元旦，在苏州上大学的女儿陈光琴放假回家。返校那天清晨，母亲送她出门，她看到了父亲，也看到了平常而又不平常的一幕，两位老人——她的父亲陈铨、数学家曾远荣，拿着大扫把，一声不响地在扫雪，弯腰低头，步履蹒跚，动作笨拙。待看到陈光琴时，陈铨停下了动作，没有说话，只呆呆地看着女儿……多年以后，女儿终于明白，那个阴冷晦暝的早晨，父亲瞥向她异样的无神的目光，是在向她诀别！
1969年1月18日，陈铨铺开稿纸，抖抖索索，缓缓落笔，开始写一份题为《〈野玫瑰〉上演的前后》新的“交代”材料：
在《野玫瑰》发表和上演的前后，正是我本人非常忙碌之时。重庆的许多事情发生，我本人不在那里，那还是半年或一年之后，我有机会到重庆，才有人遇机会补告了我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不一定完全，也不一定真实，我不过听听而已……
这份花了两天时间写成的五页纸近两千字的“交代”，字迹绵软无力，东倒西歪——陈铨的绝笔！1969年1月31日，古城金陵的冬天肃杀寒冷，陈铨终于倒下了！时年六十六岁！
十年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7月1日，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发布“南委发〔79〕223号”文件——《关于陈铨同志政历问题的审查结论》：
陈铨，又名陈大铨，男，一九〇三年生。四川富顺人，家庭出身商。原外文系教授，一九六九年初因病逝世。一九五七年曾定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摘帽，一九七九年一月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给予改正，恢复教授职称及政治名誉。
陈文化革命中曾受审查。现经复查，关于陈解放前写反动剧本和文章问题，本人早已交代。此外，未发现其他政历问题。
1979年7月11日，南京大学外文系“陈铨治丧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发出了将召开陈铨追悼会的通知。7月21日，追悼会上外文系主任张威廉致悼词，曾远荣、柯象峰、何如、胡允恭、叶逢植、赵瑞蕻、郑寿康等五十余位生前亲友同事，到会参加了悼念仪式。仪式现场，曾远荣教授大声拒绝了工作人员提供的花圈，坚持要出钱另买，以示对这位早逝的“三同”故人[34]的深深情谊和沉痛哀思，柯象峰教授写下了“生死从来无定律，丹心不愧贯长虹”[35]的挽联，王造时的女婿以亡妻王海容的名义敬献了花圈。
未能到现场的林同济特地写了一封唁信：“南京大学外文系 接到你系陈铨教授悼会仪式的通知。我远道未能参加为憾！许多学界人士对陈铨教授横遭‘四人帮’的磨折，终于不幸逝世，是愤慨的。对你系这次昭雪之举十分致敬！”追悼会前出差到南京的冯至在招待所写了一封唁函：“在北京时得到通知，陈铨先生追悼会将于本月二十一日举行。我因事路过南京，仅留一日，不能参加追悼，甚以为憾。谨修唁函，以致悼念，并请代为慰问家属。”贺麟、雷兴翰、李振麟、章鹏高等友亲学生则发来了唁电[36]。
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麟似乎并不知道陈铨已去世多年，竟在唁电中写道：“顷悉陈铨先生逝世不胜痛惜特电悼念。”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初，老同学阳翰笙还在打听陈铨的下落，而与之颇有过往的徐中玉、贾植芳两位先生，皆曾借题发挥，回忆起这位早已阒无声迹的老朋友：
（陈铨）原是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德国文学教授，因《野玫瑰》一剧一直被较多进步文艺界人士指责，以后并去南京大学任教，五七年划为右派后派在资料室工作，不久去世。据我所知，他精通德语，中国文学修养也不错，在《清华学报》发表过不少颇有质量的论文，并没有离开过学校做什么国民党的官。林同济、沈从文等都在《战国策》上写过文章，说不上有多大坏影响。解放前后受到批评后即绝口不再谈论当代政治和文事。我觉得对他的很多指责，现在看来有点过火了。[37]
陈铨是留德学生，三十年代曾经写过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的专著和《天问》、《革命前的一幕》等小说及《野玫瑰》等话剧。大陆解放时留了下来。他原在同济大学教书，教授德国语言与文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南京大学外文系，后来就不知所踪。八十年代，我去南京时就曾经向我熟悉的江苏文化出版界的领导同志打听过他的情况，他说，南京解放后，文艺界召开各种活动从未邀请过他，最后竟致湮没无闻，为历史的泥沙埋葬了。[38]
虽然陈铨1979年即已彻底“平反”，也不乏知他懂他的朋友，但世人真正认识和了解陈铨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1] 陈光琴，生于1946年，原名邓敬平，系陈铨妻兄妻嫂邓燮纲、蔡家琼夫妇的第三个女儿，其生母与邓昭常感情极好。陈铨夫妇非常想要一个女儿，陈光琴出生数月后，即过继给他们抚养。
[2] 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外白渡桥北堍东侧，今虹口区黄浦路15号，1959年改名“浦江饭店”。
[3] 《陈铨档案》，南京大学档案馆。
[4] 参见：《贪污分子定案情况调查报告表》，《陈铨档案》，南京大学档案馆。
[5] 陈光琴：《那朵难以凋谢的“野玫瑰”》，打印稿。
[6] “肃反”后，陈铨搬离了此处，住房越来越差，住过南秀村27号、上海路148号、大钟亭等处的教工宿舍，“文革”中搬到了南京大学南苑一栋筒子楼的一楼的单间。
[7] 章鹏高：《记业师陈铨教授二三事》，手稿。
[8] 陈铨：《呈文渊校长报告新聘二副教授情形》（1948年9月1日），《陈铨档案》，同济大学档案馆。
[9] 林笳编著：《中国籍犹太裔女诗人朱白兰（Klara Blum）生平与作品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38—39页。
[10] 陈铨：《反社会主义言行检查报告》，手稿，1955年。
[11] 陈铨：《反社会主义言行检查报告》，手稿，1955年。
[12] 陈铨：《反社会主义言行检查报告》，手稿，1955年。
[13] 陈铨：《坦白交代三个问题》，1955年，手稿。
[14] 《关于右派分子陈铨的结论》，《陈铨档案》，南京大学档案馆。
[15] 陈光还先生多次跟笔者谈过这个细节，并说当时王造时伯伯和父亲陈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印象极为深刻。
[16] “□□”为引者隐去，参见：《关于右派分子陈铨的结论》。
[17] 陈光还先生也多次谈到此细节。“雄生”系王造时的字号。
[18] 转引自沈卫威：《寻找陈铨——从〈学衡〉走出的新文学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9]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第108页。
[20]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53—54页。
[21] 杨武能：《“图书管理员”陈铨》，《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6日。
[22] 杨武能：《我心目中的陈铨先生》，2016年11月22日，未刊稿。
[23] 陈铨：《陈铨日记》，1961年9月30日，手稿。
[24] 陈铨：《陈铨日记》，1962年2月2日，7月29日。
[25] “自昭”“汝舟”分别为贺麟、林同济的字号，彭文应、陈国
皆清华同学。
[26] 《陈铨日记》，1961年12月26日。
[27] 《陈铨日记》，1962年9月20日。
[28] 《陈铨日记》，1963年2月13日。
[29] 编者（田汝康）在序言中写道：“十年浩劫后，人事已非，早先参加翻译的王造时、雷海宗、陈铨三先生均已故世，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悼念。”参见：《编者的话》，田汝康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0]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31] 此书1963年商务印书馆再版，为给陈铨争取署名权和稿费，陈铨、王造时、贺麟三人间有多次通信相商，终未果。参见：《陈铨日记》（手稿），1963年6月15日、21日、24日、28日，7月24日。
[32] 《陈铨日记》，1963年9月6日。
[33] 陈光还：《我印象中的父亲》。
[34] “三同”指同乡、同学和同事。
[35] 据陈铨九弟陈焕章当时记录，手稿。
[36] 林同济、冯至、贺麟等唁函唁电均据原件。
[37] 徐中玉：《我与同济——祝贺同济八五华诞》，《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2年第1期。
[38] “《革命前的一幕》”应作“《革命的前一幕》”，参见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