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身份的焦虑
1936年，陈铨再次表达了研究和创作之间的困扰和矛盾：“提起研究二字，更令我头痛，因为我以前想出国学文学，只想去学一点能够帮助我创作的技术，然而结果出去六年，所学的乃是同我初衷相反的文学科学。这一种科学工作，六年来尽日磨炼，欧美大学进了七八个，博士学位也骗到手了。然而我创作的生机，好像也断丧尽了”，“诗人生活，恐怕要寿终正寝了”。[47]
创作与研究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大多数人会随着年龄、环境、职业等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或主动或被动地换位调整，有所取舍、有所偏重。出身（或进入）学院者，往往由文学而学术，作家身份渐渐退隐，学者身份凸显，如闻一多、朱自清、施蛰存等，而沈从文、老舍等出身作家，虽进入（过）学院，但还是以创作为主业，至于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亦有发展变化、此起彼伏的过程。但陈铨的情况不唯如此，他同时还对哲学亦有浓厚的兴趣。
研究和创作、文学与哲学，各有领域。一般说来，研究重资料的收集、整理、编排、分析、阐释，以探寻规律和知识为鹄的；文学讲感兴直觉，以审美为追求；而作为一切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则以逻辑思辨为方法，探求形而上问题。陈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曾不止一次对此作过比较分析：“批评与创作，性质根本两样”，“批评的目标，在建设原则，原则是普遍的”，而创作“却在描写个性，个性都是特别的”，前者需要“科学的头脑”，后者则需要“艺术的性格”，这是“人性里边两种不同的本事”，“要把两样工作做好，我们需要两样性质的人”[48]；诗人“只想求表现”，思想家“只想求意义”，“表现是具体的，意义是抽象的”，所以，“一个长于思想的人，往往不适宜于做诗人，一个长于艺术的人，往往不适宜于做思想家”[49]。
当然，同时从事不同形式的智力活动，不是不可以，但也分主次轻重。理论上说，知识面愈宽，对创作或研究可能会更有利，但问题在于陈铨三者平均用力，而且每一个领域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全面出击，深耕细掘。在文学研究上，他不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也研究西洋文学；不仅研究英语文学，还研究德语文学，甚至古希腊文学；不仅研究小说，还研究戏剧和诗歌；不仅研究比较文学，还译介西洋文学。在哲学上，他不仅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和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悲观主义颇为关注，更对尼采的生命哲学投以极大的热忱。
学生时代是打基础阶段，陈铨凭借超群的禀赋和刻苦努力，并无多大冲突。自1934年回国到抗战爆发几年间，他在多个专题研究均展现出相当的实力，成果丰硕，绝非浅尝辄止，但也潜伏着不易调和的深层矛盾。首先，1930年代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基本确立，学术分工已相对明确，通博之外，还需有自己的专业领地，陈铨在清华大学主要教授德文，而在“专”上难以取舍，或者说他一直不甘心放弃当一个作家的初衷和梦想；其次，同时从事不同形式的智力活动，不仅分散精力，而且在几种思维方式之间切换调校，很难把握。此外，陈铨还有强烈的济世热情，不断升级的民族危机和动荡的生活，使他不能心无旁骛地沉潜。
抗战中，陈铨的大量作品中，往往将文学与哲学、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理论建构与救亡热情，不分轩轾地裹挟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他的一些作品和观点引起争议，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究其原因，这固然有客观因素，如辗转迁离，生活不稳定，参考资料缺乏，从事文化救亡等，更与他自身潜伏的危机有很大关系。虽然陈铨在抗战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更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但要分门别类，剥离核算出其在文学、学术以及在文化抗战上的贡献和意义，实在有些棘手。
1936年，陈铨曾写道：“现在因为做了教授，要维持教授的地位，仍然不能不勉强继续做文学科学的工作”，并定下了这样的学术研究计划：一、“一部歌德的评传”；二、“一部尼采的评传”；三、“一部大规模的德国文学史”[50]。但是罪恶的侵略战争破坏了一切，不仅这三部计划中的著作皆遗憾地杳无踪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彻底改变了一个本可取得更大学术成就的学者的人生走向和最终命运。
[1] 偶笔：《陈铨著〈彷徨中的冷静〉》，《出版周刊》（上海），新190号，1936年7月18日。
[2] 涛每（陈铨）：《漱成》，《清华文艺》，1926年6月4日。
[3] 陈铨：《革命的前一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第160页。
[4] 荒草：《革命的前一幕（书评）》，《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11月8日。
[5] 冯宗英：《读〈革命前的一幕〉后感》，《大美晚报》（上海），1940年7月16日。
[6] 据吴宓日记1928年1月5日、2月5日所示：“5—6陈铨来，以所著小说《梦苹》二册请为审阅”；“晚7—8陈铨来，为介绍其所撰小说《梦苹》售登《国闻周报》事。”参见吴宓：《吴宓日记》（第4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19页。后《国闻周报》登载了陈铨翻译的苏联小说《可可糖》，吴宓介绍《梦苹》到新月书店。1928年留美前，陈铨将《天问》书稿携至上海，徐志摩、饶孟侃阅后大为惊叹，遂改出《天问》。《梦苹》1934年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第12种出版，并改名为《革命的前一幕》，1945年再版时又改名《无名英雄》。
[7] 荒草：《革命的前一幕（书评）》，《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11月8日。
[8] 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上海），第4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
[9] 陈铨：《政变》，《文学时代》（上海），创刊号，1936年11月15日。
[10] 《死灰》写于1934年，部分章节曾以《死灰》《烦闷》为题作为短篇小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1月7日；1935年3月10日），全篇分57节连载于1935年4月16日至6月12日《大公报·小公园》，1935年10月由大公报社出版部出单行本。
[1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518页。
[12] 陈铨：《死灰》，第122、127页。
[13] 陈铨：《死灰·华亭跋语》。
[14] 《再见，冷荇》1945年由大东书局（重庆）出版，1946年又出上海版。
[15]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第512页。
[16] 《天问》（出版预告），《新月》（上海），第1卷第9号，1928年11月10日。
[17] 陈铨：《天问》（上），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25—27页。
[18] 前者指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后者指其后川、滇军阀为争夺地盘而引发的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川人称之为“川人治川”的“打滇娃”战争。可参见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791，801—808页。
[19] 陈铨：《天问》（上），第199—200，231—233页。
[20] 潘显一：《陈铨及其创作》，《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21] 余生（吴宓）：《评陈铨〈天问〉》，《大公报·文学副刊》（天津），第46期，1928年11月19日。
[22] 《天问》（出版预告）。
[23]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等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177，425—427页。
[24]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50页。
[25] 陈铨：《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序》，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
[26] 陈铨：《天问》（下），第211页。
[27] 黄照：《读〈彷徨中的冷静〉》，《文学季刊》（北平），第2卷第3期，1935年6月16日。
[28]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第523页。
[29] 陈铨：《海滨日记》，1924年7月24日。
[30] 《天问》《彷徨中的冷静》的悲剧观念分别来自叔本华和赫伯尔，已如前述。济慈的影响是指《革命的前一幕》，小说中写道：“济慈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真是千古不磨之论。人世间的千转万变，沧海桑田，无处不增人伤感，唯任此身陶醉于美的世界中，然后别有天地，其乐无穷。只有美中才有真快活，只有美才有真意义。”陈铨：《革命的前一幕》，第77—78页。
[31] 余生（吴宓）：《评陈铨〈冲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26期，1930年6月9日。
[32] 顾仲彝：《评四本长篇小说》，《新月》，第1卷第10号，1928年12月10日。
[33] 溜子（罗皑岚）：《评陈铨〈天问〉》，《文艺杂志》（上海），第1卷第2期，1931年4月30日。
[34] 陈铨：《经验与小说》，《独立评论》（北平），第219号，1936年9月20日。
[35] 小说中写道：“阴沉沉的天气，虽然是初冬，已经有点寒冷。西湖中的水，静静的，没有一点生气。第一山头的红墙，也黯然无色。松毛山突入湖中，虽然松林还是青的，已经没有前一阵青得可爱了。移时暮霭苍凉，黑夜渐次笼罩了大地。天上没有半点月色，也没有半颗星。”陈铨：《天问》（下），第67页。
[36] 余生（吴宓）：《评陈铨〈天问〉》。
[37] 溜子（罗皑岚）：《评陈铨〈天问〉》。
[38] 元叙事也叫元虚构、元小说，指作家自暴小说的虚构过程，产生间离效果，接受者因之明白小说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虚构在小说中也就获得了本体性意义。如《天问》第46节写道：“六年以前，作者曾经同几位朋友到西湖去登南高峰。”以游览杭州西湖游历情形来比拟小说中所述情境。
[39] 常风：《弃余集》，北京：艺文社，1944年，第102—106页。
[40] 陈铨：《编辑漫谈》，《民族文学》（重庆），第1卷第1期，1943年7月7日。
[41] 参见吴宓：《评杨振声〈玉君〉》，《学衡》，第39期，1925年3月。
[42] 顾仲彝：《评四本长篇小说》。
[43] 溜子（罗皑岚）：《评陈铨〈天问〉》。
[44] 常风认为《天问》正是成功借鉴了“我们自己的古董作家”（施耐庵、曹雪芹等）的“技巧和手法”，而令人“欣喜和赞赏”。参见常风：《弃余集》，第91—92页。
[45] 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58页。
[46] 偶笔：《陈铨著〈彷徨中的冷静〉》（书评），《出版周刊》（上海），新190号，1936年7月18日。
[47] 陈铨：《我的生活与研究》。
[48] 陈铨：《批评与创作》，《文学时代》（上海），1936年第4期。
[49] 陈铨：《赫伯尔玛利亚悲剧序诗解》。
[50] 陈铨：《我的生活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