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崇拜”之争
“英雄崇拜”之争首先起于“战国派”内部。1940年4月，《论英雄崇拜》一经发表，沈从文立即撰文反对，贺麟后来又撰《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加入讨论。1941年后，伴随着外界对“战国派”的质疑和批判，英雄崇拜引发的争论也更加激烈，其要者有三。
首先，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从维护“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传统出发，反对英雄崇拜。他列举事实，指出陈铨的一些说法与“时代”“事实”“情理”“不相合”，难以“自圆其说”，“本意很好，唯似有所弊，实容易被妄人引为张本，增加糊涂”。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与事实相去实在太远”易于辨别的常识（如陈铨说抗战中士兵浴血奋战得益于英雄崇拜），争论的焦点是对五四自由民主观念和科学精神的看法，本质是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应选择何种路径——即各自不同的济世“药方”。沈从文认为中国的“改造运动”，“离不了制度化和专家化”以及“新公民道德的培养”，必须依靠“真正的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的发扬广大”。所以，尽管在救亡声中，他一再强调“启蒙”的必要性，反对“英雄崇拜”[74]。
接着沈从文批评英雄崇拜的是联大学生。在《谈谈英雄崇拜》中，作者首先寻章摘句加以冷嘲热讽，批评陈铨把“‘民主自由’与‘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又说“英雄”乃“群众和社会的成就”，“绝无‘神秘’之可有，更无‘迷信’‘拜倒’之必要”，“推动历史，创造历史的始终是群众”，而关键则同样在于对五四的评价：
陈先生的真正“伟大”，真正“英雄”是在于打倒整个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精神的建设性和进步性，是在于推翻和否定打破传统，进取光明的全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中国士大夫的没落决不自五四始，五四运动的意义只是加速中国腐化阶级的彻底崩溃消灭而已，故士大夫阶级之没落不足为五四之罪，“英雄崇拜”更与“五四”风马牛不相及。[75]
沈从文、单戈士之所以即刻撰文批评，未必尽在“英雄崇拜”本身，而是陈铨骇人听闻地根本否定了五四精神和历史贡献，根本否定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的主流“主义”——以民主观念和科学精神为核心的五四传统。
其次，左翼从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立场，集中批判了陈铨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是历史的“铁则”，“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人类生活实践与革命战斗的现实活动的一贯的发展过程”，“取决于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取决于各种不同的人群为着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作用与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所谓英雄创造历史，不过是因袭尼采、“倒为因果”的谬论。英雄“离开了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离开了群众，违反了群众的要求，违反了时代的需要”，只会“碌碌无为，一筹莫展”，成为人民“唾弃”的“渣滓”。人类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历史不是意识创造出来的”，更不是“英雄的年谱”。因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76]“英雄主义”“实质上不过是法西斯疯子的人生观”[77]。《〈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同样首先亮明“历史唯物主义者”立场，严厉批驳了陈铨的“反动的唯心史观”是在“向历史唯物主义挑战”，其实质是“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78]
再次，与上述两类皆关涉“主义”之争不同，贺麟、朱光潜等学者则从历史、文化、道德等角度，客观地讨论了英雄崇拜现象本身，并多有精彩之论。在贺麟看来，英雄是“真善美”的实现者和“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是“使人类理想价值具体化的人”，英雄崇拜则是“追效”英雄伟大的人格，这是自古以来客观存在的“普遍的必然的心理事实”。因而，英雄崇拜“不是政治范围的实用的行为”，而是“增进学术文化和发展人格方面的事”，其“精义”在于“精神与精神的交契，人格与人格的感召”的文化传承和道德涵养[79]。
朱光潜同样认为，虽然反对英雄崇拜者认为其“阻碍独立自由”，“与德谟克拉西精神根本不相容”，但实际上英雄崇拜“到现在还很普遍而且深固”。朱对英雄内涵的阐释与贺麟很接近：英雄就是“抽象的人生理想所实现的具体事例”，是人们“羡慕而仿效”的对象，“崇拜英雄就是崇拜他所特有的道德价值”，它是“人性中最高贵的虔敬心”的体现。英雄崇拜首先是“道德的”，“同时也是超道德的”。所谓“超道德的”，就是“美感的”，面对伟大英雄，油然而生“美学家所说的‘超高雄伟之感’（sense of the sublime）”，有如“惊奇赞叹”高山大海、狂风暴雨之“崇高雄伟”之美。所以崇拜英雄“是好善也是审美”[80]（同样是康德“审美”说）。
有意思的是，在争论浪潮中，学者范存忠再次发表了十年前的书评，并再次重申：人们尽可指责，乃至反对卡莱尔的学说，但《英雄与英雄崇拜》本身则是一部“充满着热情”“回肠荡气”的“文学名著”，始终是“青年人的烦闷，中年人的消沉，老年人的颓唐”的一剂疗药，并引述了歌德的“定论”：卡莱尔始终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力量”[81]。作为卡莱尔的拥趸，范存忠大概是担心争议导致世人对这部经典名著产生误解。
值得注意的是，贺麟、朱光潜、范存忠、陈铨等四人的论述与引证多有契合重叠之处[82]，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这显然与四人深厚的西学涵养有关。只是他们各有侧重，如贺朱二人皆认为英雄崇拜属于道德修养、人格教育范畴，而范存忠则是为了鼎力推崇卡莱尔的真诚之心、雄健笔力与《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文学价值。唯有陈铨向前迈了一大步，力辩英雄崇拜不单是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问题”[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