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玫瑰》的首演
1941年3月间，排练《黄鹤楼》时，陈铨已开始着手写《野玫瑰》，并很快完成，6月开始连载于重庆《文史杂志》。关于该剧创作和在昆明之外的演出等情况，容后再叙。首先说《野玫瑰》在昆明的两次重要公演。
1941年8月3日至8日，《野玫瑰》由“国民剧社”首演于昆明大戏院。演出组织者“国民剧社”社长翟国瑾曾撰长文《忆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详细叙述了从剧社成立、筹划演出，到“争夺”剧本、延聘演员、筹募经费，再到租用剧场、临场换角、发放“荣誉券”，以及遭人“打闷棒”、为演出负债等许多幕后台前的生动而鲜活细节。如从陈铨处获得《野玫瑰》剧本及演出权一事，文中写道：
陈教授的《野玫瑰》此时才完成初稿，还没有定稿，而且青年剧团的汪雨，以及另外的一个剧团，也已向陈教授洽商在先了。要想取得这一剧本，势非采取特殊手段不可。经设计委员会数次商讨之后，乃采取人海战术，大家一齐涌至陈教授寓所，请他将剧本手稿拿出来给大家瞧瞧。然后又在乱哄哄的局面中，乘其无备，由一位同学将剧本揣起来，先行告别，余下的人再陆续散去。写文章的人，大都有点迷糊，直到我们已经赶写了油印本，前去通知他时，他才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出版”了……于是便决定将此剧交由我们演出。
如翟氏所言，《野玫瑰》“演员阵容、剧本主题及故事路线，都已达到最好的水准”，布景“富丽堂皇”、道具“豪华优美”，也是“第一流的”，台词“高雅风趣”，演出“极为成功”，甚至于演至最后一场，观众一反常态地不减反增[85]。当时的文献，不仅印证了翟国瑾的说法，也补充了其他诸多细节。
首演日（8月3日），《民国日报》《云南日报》等报都刊载了演出消息：“国民剧社为募债公演《野玫瑰》，各情已志本报，先该剧已排演纯熟，今（三）晚起在昆明大戏院正式上演，闻演员方面，略有更动，原饰曼丽之姚念华女士，因事未能演出，改由汪灼峰女士饰演云。”[86]演出始终，各报又陆续作跟踪报道，略举几例：
省党部国民剧社，昨（三）晚在昆明大戏院开始公演陈铨教授并作四幕间谍剧《野玫瑰》，剧情紧张，各演员均剧坛名选，演出谨严□人，观众拥挤，咸□赞誉云。[87]
国民剧社公演之野玫瑰，虽经连日阴雨，观众仍极踊跃，昨晚尤甚，全部剧情，紧张剧烈，充满爱国之民族意识，加以演员阵容之整齐，导演之成功，布景之清雅，足使观众有百看不厌之感，逼真之表情，博得观众热烈之掌声，闻今明两日仍继续云。[88]
《野玫瑰》昨为第四日演出，成绩益见精彩，演员俱达炉火纯青之境，剧情曲折紧张，观众亟欲一睹为快，购票者之踊跃，为历来所未有，面向隅者尚属不少，今日本为最后一场，顷悉该社为应各界函约，拟于八日续演一天，以谢雅意云。[89]
国民剧社公演《野玫瑰》一剧，原定于昨日结束，顷因各界函请续演，决于今晚做最后一次演出，该剧提倡民族思想及为国牺牲之精神，意识正确，适合时代要求，第四幕夏艳华计杀汉奸一段，惊险离奇，引人入胜，不唯提高观众爱国情绪，兼可灌输间谍智识，诚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今晚为最后机会，未观者幸勿错过云。[90]
国民剧社为募债上演《野玫瑰》，昨为最后一日，情形更为热烈，此次上演成绩极佳，博得各方好评不少，闻各项收支账目，现正由负责人赶造，即将分别函呈募债总队，抗敌后援会即省执委会审核，购荣誉券人士芳名，亦将予以公布云。[91]
演出期间，有论者撰文评述道：《野玫瑰》一改陈铨“过去作风”，“以严整紧张之姿态出现”，全剧以沦陷的北平为背景，“描写我作特务工作之青年志士，惊心动魄与敌伪斗争之情形”，[92]夏艳华等人为了中华民族，从事“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他们不顾自身名誉和“牺牲性命的精神”，令人“顶礼崇拜”，而“时代的弃儿”“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大汉奸王立民，在“民族主义的怒潮”下的失败命运，正象征了“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已经踏入了一个新阶段”[93]。
事实上，《野玫瑰》昆明首演时，在演出水平、观众反应以及剧作的思想内容、主题倾向和人物形象等方面，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争议，而且一致予以肯定，至于翟国瑾所言的“多灾多难”，指的是演出组织过程中发生的波折。此与昆明剧运的渐显颓势以及联大剧坛内部分化的大环境有关。
昆明剧运在1939年达到鼎盛，但到1941年已显出颓势。按知情人所述，除了演员流动性大、导演缺乏、经费舞台等限制外，“致命伤还是昆明戏剧界的不能合作”，“散漫的劣根性还不能铲除”，“地方剧团歧视外来的剧团”，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公开化，这些隐患“随着政治变动而加深”，“剧团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甚至在一个团体之内也有着很多摩擦”[94]。1940年，“戏剧工作相当活跃，人多，剧团多，可是热闹了一阵，便又沉寂下来”，连本地剧坛代表人物陈豫源和王旦东“都已改行”，他们所主持“巡回演剧队”“金马剧社”的团员也“多已星散”。[95]而纯业余性质的联大剧团，参与者多出于个人爱好，本就组织松散，约束性差，分歧矛盾在所难免。
1940年夏天，联大有多个剧团先后举行过公演[96]，虽演职人员互有交叉，但不同剧团的诞生，自事出有因。如国民剧社就是青年剧社发生矛盾而分化出来的。起因是原“青年剧社”（1940年成立）的成员贺蕴章、翟国瑾、高小文、唐培源等人，与社长汪雨发生龃龉，一气之下，另立山头，成立国民剧社，以示对抗。其实，这两个剧团支持者分别是三青团云南支部和云南省党部。嫌隙既生，也顾不得“党”“团”本属一家了。于是，在“国民剧社”拿到了《野玫瑰》的首演权后，“青年剧社”也不甘示弱，在汪雨的带领下，积极筹备，准备同档期上演《权与死》（据易卜生《海妲》改编），并暗施“手段”，大有一争高下之意。最终“国民剧社”又略施小计，租下了昆明大戏院，成功抢先公演了《野玫瑰》[97]。
同学生们有密切合作的演员凤子，曾规劝道：“我但祝望着两个戏工作顺利，不要因一个人的意气用事而遭受挫折。非职业剧团里不免有些人发发少爷小姐的脾气，说起来是幼稚而可笑的。但在目前的戏剧运动的进展，尚有待于这些朋友努力去拨动，即使有些小挫折，本着干而不是玩戏的目标去干的话，总可干出一点成绩来。”[98]事实上，两剧的导演均为孙毓棠，而姜桂侬、李文伟、劳元干等人还先后在两剧中担纲主要演员。这些事实表明，《野玫瑰》首演，两剧团之争纯属“哥们儿”“一时意见不合”的逞意斗气，暗暗较劲，并非如某些回忆者所述，凡提到《野玫瑰》，总不离进步与落后、先进与反动的论调。
《野玫瑰》的第一批读者中有闻一多、孙毓棠、凤子、吴宓等人，他们的观点值得重视。据陈雄岳所记，陈铨曾告之曰：“闻一多对《野玫瑰》提有意见，提得很好。闻说他宁愿一块白玉有微瑕，不愿一块无瑕的石头。”[99]陈铨后来也写道：“脱稿以后，闻一多先生颇加称许。他认为还有一些缺点，但是他说：‘一块有瑕的白玉总比一块普通石头好。’他特别指出第三幕结尾一段最好。这当然给我不少的鼓励。”[100]说明闻一多对《野玫瑰》有很好评价，而孙毓棠作为导演本身就表明了态度。
1941年7月，凤子曾回到昆明演出《傀儡家庭》，她在“看完《野玫瑰》原本，觉得有许多戏可作，但是她不适宜于演夏艳华那样的角色”[101]。8月，已到香港的凤子遗憾地写道：“我匆忙地走了，未能看到《海妲》和《野玫瑰》演出，很是怅然。”[102]至于吴宓也认为《野玫瑰》剧本“甚佳”，还曾邀约朋友一起观看演出[103]，并与贺麟一起将《野玫瑰》推荐至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与曹禺的《北京人》同时获得三等奖[104]，由此闹出风波，此系后话。这些行家里手皆未曾提及剧作有何问题，说明了后来的大批判意在言外，与剧本并无关系。但是《野玫瑰》在昆明的再次演出的确发生了所谓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