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叙传小说

一、自叙传小说

众所周知,法国作家法郎士“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念,在新文学作家中影响深远,郁达夫等作家以为圭臬,开创所谓自叙传小说,蔚为风气。陈铨也写了不少这样的小说。根据表现内容,大致分两种情形:一类是以个人经历为素材,写青年时代的情感经历,如《革命的前一幕》《死灰》,以及短篇小说《闹钟》(1943)等,《助教》《德国老教授谈鬼》《欢迎》《美丽的助教》等,则反映人生不同时期印象深刻生活剪影。另一类是从旁观者和见证者的角度,叙述海外留学时期的见闻感受,如《重题》《来信》《冲突》《巴尔先生》《政变》《免职》等。

短篇《漱成》(1925)是陈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写的是四川某县城少年漱成到乡间躲避战乱时,结识同龄女孩凤麟,萌生天真的爱情,战事消停,两人作别。后来漱成外出求学,奋发读书,两人渐次疏离,最终凤麟一家皆相继去世,漱成闻悉悔怅不已。小说以漱成的经历为叙事线索,表意隐晦迷蒙,而其中穿插了陈铨为早逝的未婚妻所作的三首七律,表明了该作系有感而发,意在纪念那桩不幸的包办婚姻[2]

《革命的前一幕》是陈铨第一部长篇小说。比之《漱成》的琐碎零散,这部十余万字的长篇集中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波折的爱情故事,明华学校的青年学生陈凌华在暑假中,到杭州的同学宝林家做客度假,结识了宝林的妹妹梦苹,两颗年轻的心撞击出爱情的火花。一年以后,凌华出国留学,梦苹随家北迁,并考上了北京大学,也由此认识了凌华的好友许衡山,本以济天下为己任、抱独身主义的许教授,把梦苹的崇敬误当作了爱情,当明白所爱之人已芳心暗许,遂斩断情缘,投入到风起云涌的“南方革命”的浪潮中,一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贯穿《革命的前一幕》叙事结构的是一个“情”字,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都洁净纯朴,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理想艺术的热切向往,歌颂了青春、友谊和爱情的美好。小说中借一个寓言表现爱情的不可抵挡:“从前印度有一个妓女,美貌无双,不知道多少的人为她倾家荡产。后来有一位道行最高的僧人,决意去说这个妓女回心转意。僧人同妓女谈论三天三夜。妓女已经饱尝了人世风尘,听僧人指点,立刻恍然大悟,决意落发修行。然而这位道行最高的僧人,因为同妓女谈得太多,倒反被她迷住了!”[3]

《革命的前一幕》准确把握了少男少女的初恋心理,逼真地呈现了宝林和梦苹由初识到相恋的过程,细致而微地描摹了他们情窦初开、隐约变化的心理过程,极有分寸感和层次感。西子湖畔的旖旎风光与纯净的爱情融为一体,用情用心是小说的中心所在,如论者所言:“这本书里有一个长处,就是作者的一股热情,这一股热情,通过了全书,使这篇作品得以成立”,“随时可以在每一小部分里找出作者的潜伏的感情”[4],“本书所述的爱是非常的纯洁,真挚,绝对没有一点虚伪和诲淫的象征,尤其梦苹的那种天真活泼的姿态,他愿把和衡山的交谊断绝,而同凌华结婚,这是他对于爱的伟大和神圣已有具体的认识”[5]。事实上,《革命的前一幕》表现的是陈铨美好的初恋,如小说中明华学校喻指清华学校,西湖是其假期曾游历并留下深刻记忆的地方,引述济慈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名句等,则是其彼时阅读学习西洋文学的反映。

《革命的前一幕》原名《梦苹》,完成于1927年,1934年才得以出版[6],是以遭不得要领的评价。有人认为,小说本是“一个恋爱事件,作者所取用的书名是‘革命的前一幕’”,因恋爱失败而革命的题材“已经太陈旧”[7]。茅盾更是就“革命与恋爱”“三角恋爱”“曲折离奇的结构”发表长篇大论,贬之为时人诟病的“革命+恋爱”小说[8]。事实上,《革命的前一幕》与《幻灭》(茅盾)的写作时间大致相同,且都是以小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前者写追求爱情、憧憬未来的青年学生,后者反映的是革命激流中悲观迷惘的彷徨者,两者从不同角度映射了大时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面影,各有宗义。

陈铨留美期间所写《冲突》《来信》《重题》等长短篇小说,则取材于留美学生生活,可以当留美外史来读。这些作品以幽默诙谐的笔调,生动描绘了这类特殊人群在异邦他国的交游聚会、情感爱恋、思想言行等日常生活,尤对种种怪异现象和不良习气,多有嘲讽讥刺,既有批判,也有反思。彼等在国势不振之际,远涉重洋,担负着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本应埋首苦读,研求学问,学得本领,但在陈铨的笔下,他们多数胸无大志,或是在都市灯红酒绿中放浪形骸,无所用心,或是在男女感情的旋涡中,徘徊周旋,争风吃醋,或是热衷争名夺利,徒耗精力,丑态百出。

长篇小说《冲突》(1929)反映的是留美学生的爱情悲剧。在芝加哥求学的陈云舫爱上了同学刘翠华,但事实上他出国前已经结婚,因而深陷于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的心理矛盾中,不能自拔。他一边受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的诱惑,一边又念叨着故乡“生我劬劳”的寡母和命运悲苦的发妻,在被获知真相的刘翠华拒绝后,神志混乱,至于癫狂崩溃。后几经挫折,甚至与情敌大打出手,好容易冲破传统藩篱,与刘翠华走到一起,最终在举行婚礼时,却上演了枪响人亡的惨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在美国,三人同归于尽的血案又发生在教堂里,这极具象征意味的桥段和场景,暗示了中国传统观念、婚俗制度与西方个性解放、自由思想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

陈铨留德生活丰富多彩,并亲历德国在艰难的境地中,民族情绪极度膨胀、全面法西斯化的过程。但当时忙于学习,文学创作未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回国后,他以在德国的切身经历为题材,陆续写了一批纪实性极强的小说。

《政变》(1935)、《免职》(1937)等皆以第一人称“陈先生”(克尔大学中国留学生)视角,真实记载了纳粹上台后,法西斯分子侵入大学校园,破坏教育,极端分子横行无忌,肆意迫害犹太人的社会现实。前者描述了希特勒当选总理当天,克尔城中共产党“怒目横眉”,社会民主党“摇头叹息”,而得势的国社党员则“兴高采烈”,游街庆贺,唱歌跳舞,酗酒寻衅[9];后者叙述的是克尔大学海拉满教授因先祖是犹太人,而被右翼分子攻击,终被解职,而教授与妻小为不让对方忧虑伤心而试图互相隐瞒,真切表现了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和受害者的相濡以沫。小说中所写海拉满教授为了不耽误“我”的博士考试,委托其他教授代为办理的情节,则是陈铨在克尔大学的真实经历。

最值得关注的是小长篇《死灰》[10]。该著以1930年代初德国经济大萧条为背景,写的是一段凄凉哀婉的跨国爱情故事,是陈铨最为特别、也是最用情的一部作品。说它特别是指该作偏离了陈铨小说一贯讲求谋篇布局和叙事技巧的风格,只信笔描写了中国留德学生萧华亭从克尔到柏林,与德国女友冷荇从相聚相依到惨淡诀别几个场景,即戛然而止,没有曲折起伏的叙事单元,也没有贯穿性的核心情节,甚至连人物形象都模糊不清。有论者认为《死灰》是“陈铨小说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处,成为他由人性探索趋于权力意志论的民族性探索的转折点”[11],但事实上此后他忙于教学和研究,文学创作处于间歇期,论者所言“民族性探索”的作品系指抗战中创作的长篇《狂飙》,而这已是几年后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

《死灰》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意味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其一,小说饱含深情地描摹了华亭和冷荇相聚相恋、缠绵悱恻,到无奈分别的爱情悲剧。小说中不止一次写到两人讨论冷荇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们两人性情真相合,只可惜她不是中国人”,“我想我们两人中间,有一个鬼,所以总是没有办法”,“我们中间,总是有一层隔绝,我想这是一个鬼”[12]。这暗示了:种族的差异、国家的界限和文化的隔阂,无法逾越。

其二,《死灰》以一个中国留德学生的视角,从侧面再现了1930年代初纳粹德国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社会状况。冷荇因工厂停工失业,生活陷入窘境,她的朋友安丽也靠领取微薄的救济款为生,而为供养情人竟出卖身体,最终被骗,几近绝望。冷荇的邻居洛亚芒是个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是德国陷入窘境的直接原因之一),虽然他也是失业工人,只是为了生计加入国社党冲锋队,却满脑子狂想着“让我们德国民族起来,领袖一切”,形象地反映德国纳粹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死灰》以作者切身的经历和体验,通过这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描摹了希特勒初掌大权时,德国百业凋敝,民众无以为生,民族情绪膨胀,纳粹分子大肆迫害共产党和犹太人,真实表现了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和纳粹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其三,《死灰》以陈铨的现实遭际和情感经历为基础,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有意无意间创造出一种互文性文本空间,真诚袒露了作者一段难以释怀的人生旅程和感情经历。小说取“死灰”为题,当为陈铨不忍回视、肝肠寸断的绝望心境的写照。首先,《死灰》是一个多声部的叙事结构,由“自序”、正文和“华亭跋语”构成,三部分互相参照,清楚表明了小说强烈的自传色彩。主人公萧华亭的身份经历、爱好交游、精神气质等诸多方面都与现实中的陈铨高度重合。其次,小说在平静的叙述中涌动着喷薄欲出的情感热度,无论是抒写主人公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德国民族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还是摹写华亭与冷荇缱绻缠绵、不忍分别的动人场景,皆质直无饰,真切感人。最后,《死灰》中始终弥漫凝结着躁乱不安、迷惘落魄的灰暗情绪和末世气息,真切反映陈铨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尤其是那段特殊背景下的跨国恋情,给他留下了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和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精神和身体都感觉最大的疲倦”[13]。小说在序跋交代了柏林分别之后,冷荇改嫁他人,华亭在迷狂绝望中病亡的悲情结局。这可能是陈铨欲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作别逝去的青春和迷茫的人生,从而迈向新的生活。1945年,《死灰》再版时改题为“再见,冷荇”[14],这可能是历经十年的人世沧桑,陈铨已能坦然面对那段情深意浓、浪漫温馨,又注定天涯永诀、凄凉伤感的恋情。

陈铨的自传性小说,隐约浮现的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人事心迹和生活剪影。时空跨度从少年到成年,从四川小县城到德国,在真实与虚构,情感与理性,理想与现实,决绝与新生之间,呈示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生活史、情感史和心灵史,并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抒情性的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