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语境：文化哲学家和人生哲学家尼采
如果说留德时期还只是印象式的评点，那么1934年回国后的三年间，则是陈铨深入尼采研究的第一个爆发期。除了在论文和小说中多次论及尼采，他还译述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作品，写有长文《从叔本华到尼采》、书评《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以及《寂寞之尼采》等文，并有《尼采评传》的写作计划，一举成为中国一流的尼采专家。随着语境的变化和研读的深入，尼采形象发生了变化，那个“极端”的尼采隐而不表，而是塑造了一个启蒙者的尼采形象。
首先，在一些零散论及尼采的篇章中，陈铨建构了文化哲学家和人生哲学家，同时也是超一流诗人的尼采形象。陈铨认为，近代以来，科学进步，工业发达，物质主义嚣张一时，导致人类动物化、机械化，灵魂空虚，尊严尽失，而尼采痛恨这种“只有物质，没有精神，丑恶无聊的文化”，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文化歧途，并把“哲学上的注重人的趋势”，“演到极端”，“成功了他的超人主义”[20]，从而开创了“新文化，新宗教，新人生观”，但尼采为“人类之尊严”而“声嘶力竭”，却“未获解人”，“转为疯狂，终身寂寞”[21]。
陈铨很有见地地指出，尼采打破传统哲学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的学究气，并极高评价了尼采作为超逸的诗人的气质：
尼采用的方法，不是干枯艰深死无生气的逻辑，乃是充满了诗意，充满了情感，充满了神秘性的教训……我们研究尼采的哲学……同研究旁的哲学家不同，在这里没有清楚的条理，没有逐步的证明，完全要在字里行间，去心领神会。但是尼采的文章，艰难在这个地方，美丽也在这个地方。尼采不单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同时又是第一流的诗人。他的文章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要占很高的位置。[22]
陈铨还翻译了尼采“令人增无穷之勇气”的《秋》（Der Herbst）、《松树与雷》（Pinie und Blitz）、《敌人手中》（Unten Feind inden）等三首短诗[23]。
1936年，陈铨在《清华学报》推出第一篇正式尼采专论《从叔本华到尼采》。这篇三万言长文，围绕尼采最关心的“人生”问题，立足于尼采哲学形而上的意义，详细阐述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悲观主义对尼采的影响，以及尼采哲学的发展脉络、形成过程和精神内涵。陈铨认为，尼采对叔本华的“接受”和“超越”，就是战胜“消极颓废悲观主义”，回归早期“积极努力的悲观主义”的过程。尼采初期不满于弥漫于欧洲文化中“不求进步”的“乐观主义”，接受了叔本华悲观论，但推翻了“肤浅无聊的乐观主义”后，看到了可怕的后果，“大家清楚看见人生的本来面目”，也可能“失掉对人生的勇气”，深陷“颓废悲观”之中，乃至“根本抛弃人生”。尼采不能容忍这种“实际的悲观主义”，并继续向前探寻，经过“赞成”“过渡”“反对”三个阶段，一步一步超越了“艺术”“上帝”“科学”和“道德”的藩篱，最终彻底“摆脱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抵达了人生的“归宿”和通向“光明”的“唯一方法”，即“要求力量的意志”，并“悬挂了他的新目标”——“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努力，有勇气去承受一切，克服一切，痛苦越多，他人格表现越伟大”的“超人”。在陈铨看来，超人哲学不仅是尼采思想的完成和巅峰，也回答了人类一个永恒的疑问：“人生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值得过活。”[24]
在长篇书评《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中，陈铨详细介绍了尼采长篇论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主要观点（该文是“中国学界最早讨论尼采历史观的专文”[25]）。尼采认为，“人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种清晰而突然的光亮射穿这些迷雾”，而现代人失去了批判能力，沉沦于“过量的历史”中，使“历史”远离了现实人生，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必须以“非历史”“超历史”的态度来疗治“历史的弊病和过量的历史”。[26]换言之，历史往往会成为禁锢阻遏发展的障碍，人类必须反思与超越历史，方可进步。
在陈铨看来，不仅尼采的“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可以给中国“文化的创造”以直接的启示意义，其“历史教育”更能作为“最好的借镜”。在西洋思想大量涌入之际，启发国人不辜负时代的召唤，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从古今中外一切腐朽僵化、束缚生命的“有害”的历史习俗和文化传统中解脱出来，培养“打破一切推翻一切”“建设创造一切的勇气”。[27]
综合看来，1930年代陈铨从学术的高度和理论的深度，把尼采学说的传播从五四时期象征性的标语、口号式的呐喊，推向系统化、理论化的纵深发展的新阶段。《从叔本华到尼采》紧扣悲观主义、意志哲学、权力意志、力量、轮回、超人等尼采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概念，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勾勒出尼采思想的来龙去脉，思路清晰，说理透辟，引证严密，文风谨严。而《尼采与近代历史教育》则从理论的源头，把新文化运动中、也是尼采最为响亮的宣言——“重估一切价值”，落在了实处。
在这里，陈铨承接了前辈们对启蒙者尼采的形象构建。只是与前贤们由“立人”到“立国”的切近目标相比，他首先强调的是尼采哲学形而上的普遍意义，先“体”而后“用”，但最终的价值取向与前贤们并无二致，也同样期望以尼采学说为文化参照，给中国文化的更新和民族精神的重造，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