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批判
“战国派”引发的争议，最早发生在昆明。《战国策》创刊伊始，沈从文即撰长文对陈铨的“英雄崇拜”论提出质疑，其后西南联大政治系学生陈志竞办《荡寇志》[88]（1940年9月创刊），站在自由民主思想立场，对“大政治”、英雄崇拜、尼采论说、女性问题等言论有不客气的批评嘲讽（见后章）。
1941年初，《战国策》逐渐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并招致大批判，主要的舆论场在陪都重庆。此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1940年12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林同济的《第三期学术思潮的展望》，立时引起左翼高度关注。五天后，重庆文化界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座谈会，到会者有郭沫若、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张友渔、侯外庐、徐仲航、胡绳、潘梓年、徐冰等30余人，多为左翼文人和中间派人士。
此次座谈会集中对《第三期学术思潮的展望》展开讨论和批评。郭沫若首先指责林同济“将科学与辩证法分割与对立之不当”，“着重分析该文之形而上学，玄学之根源”，认为“唯物辩证法非但未否认科学，且极注重科学材料及方法”，而“林氏论新文化第三期之航空姿态”，“如从过高处鸟瞰，难免不茫无所见”，如此方法“将使中国学术倒退”。随后叶兆南、侯外庐等人也循着郭沫若的话锋，指出“必须揭破似是而非，混淆真伪之思想体系”，“对故意歪曲，模糊真理之理论，必须加以严厉之批判”。
胡绳的发言同样针对“违背整个思想潮流发展之文化倒退”，“指出必须加强及扩大文化学术运动之范围，培养向上的健康的民主的科学精神，反对独裁盲从迷信退步”。郭沫若又补充道：“科学精神之培养，不仅要广泛深入，并须使其高度发展，不论为政为学抑或高教人员，均须备具透彻之求真无我的科学精神”。郭沫若的“插话”，表明讨论不仅是针对林同济，还指向了“战国派”以及其他大学教授们[89]。
侯外庐曾回忆道：“当时我们这些同志，个个都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一碰头就谈冯友兰、贺麟，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并提到《战国策》“对我党态度不友好”[90]。不论他说的是否包括此次座谈会，但此后左翼文化界的确对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展开了批判。也就是说，学界耆宿郭沫若为批判“战国派”不仅作了开头，营造了舆论，并定下了基调。
1941年1月1日，茅盾在《大公报》发文，认为“战国派”犯了“时代错误”，直指“战国时代”的判断以及思想方法，与中国实际相脱节，歪曲了抗战是中国“自卫的求解放自由”的根本性质[91]。胡绳则在《读书月报》撰长文，指斥“战国派”是一股“反理性主义的逆流”[92]。桂林的左翼刊物《野草》更是连续揭载多篇杂文，对“战国派”（尤其是沈从文、陈铨）嘻笑怒骂，极尽讽刺，多有攻讦。
有意思的是，舆论界翘楚《大公报》似乎有意让这些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自由讨论。1941年1月底，《大公报》连载了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随后发表了不同见解的文章，如中央大学教授罗梦册的《不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而是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柳凝杰的《论所谓“战国时代重演”及所谓“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93]。这些批评文章就“战国时代重演”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多有辨析，有质疑批评，也有认同，但没有贴标签戴帽子。
1942年1月，同样出身清华的章汉夫（谢启泰），一锤定音，指斥“战国派”“言论的实质”，“是一派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为虎作伥与谋反的谬论”[94]。正值“整风运动”的延安方面也痛斥“战国派”与“提倡复古”的“孔学会”，都是大后方的“文化逆流和政治逆流”[95]，并在《解放日报》刊出长篇檄文《〈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96]。从此，“法西斯主义”成为“战国派”头上难以摆脱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自由讨论和学理辨析也升级为挞伐声讨。再加上左翼文化界对陈铨话剧《野玫瑰》的批判，“战国派”的性质已经初步确定：一、鼓吹尼采哲学，宣传法西斯主义；二、文学创作上（主要是陈铨）制造汉奸理论。
检视历史，大批判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左翼文化界的批判，发生于国共矛盾公开化之际（“皖南事变”为标志），虽然彼此间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矛盾和尖锐对立，但也不无以此为话题，影射和对抗执政当局的策略性考虑。二是国际战局和中国抗战形势已发生突变。1941年6月苏德开战，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大战，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建立，中国危局有所缓解，“法西斯主义”已是同盟国的公敌，并成为抗日大后方的舆论主潮，“战国派”在劫难逃。连当局媒体也毫不客气地对斯宾格勒、尼采的学说展开批判，认为“中国有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中国还有三民主义的历史哲学，如果中国言论界剽窃外国人的言论来解释或论断中国的事实，根本出发点已不健全，而其影响也是有危险的”[97]，而尼采哲学更是“毁灭人性”的学说和侵略者的理论“根源”[98]。这些不谓不严厉的批评，针对的正是雷海宗、林同济、陈铨诸人。
考察“战国派”遭到批判的缘由，主要在以下几端：一是其宏观理论和某些具体观点的确有玄学色彩，如斯宾格勒的学说；二是有推崇德国，隐隐反对民主、主张极权的倾向，暗合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政制；三是彼等舍我其谁，四面出击，得罪多方；四是“战国派”虽然没有刻意针对左翼的意思，但双方却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很自然地“被左派认为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99]。
从文献看，哪种势力批判“战国派”，具体指向若何是比较清楚的。首先，左翼主要针对以下几点：一是林同济、雷海宗的历史形态学方法论，以及“战国时代重演”论；二是陈铨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英雄崇拜说、尼采论，及其话剧《野玫瑰》；三是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反对文学功利化、政治化的观点，尤其是其话里话外对左翼文学的排斥，但对他的批判不计在“战国派”名下；四是洪思齐、沙学浚等介绍的“地略政治学”。
其次，“战国派”大肆宣扬德国文化、推崇希特勒作风，连自由派文人学者也多有不满，如沈从文、罗梦册等。此外，可能还有不少腹诽者，如陈源曾向胡适（1941年8月）抱怨道：“国内有一部分人士倾向于德国，现在更明显。少年政治学者如何永佶、林同济之流，在昆明办有一个刊物，名《战国策》，提倡‘力的政治’，崇拜德国式的思想。大部分人的信念，都很动摇。他们不想想，德国胜与日本胜，有什么分别？”[100]
再次，对“战国派”某些明显有偏颇的观点的批评。如何永佶称男女平等只在“生物性”，女性的自由“在丈夫的自由里，真正的个人职业是在婚姻里”云云[101]；陈铨在短论《论新文学》中称，处在战国时代，中国新文学一定要表现新时代精神的“十一个理想”，否则“必须要摧毁”，这些“理想”强调国家统一、民族至上，摒弃个人，鼓吹“战斗”“战士”“征服”“服从”[102]，不免耸人听闻，“容易联想起正在争霸欧洲的德意法西斯国家宣传的理念”，是以遭到欧阳采薇的辛辣嘲讽和批评[103]。
最后，“战国派”文风犀利，放言无忌，对当局的官僚阶层、行政机关、工作作风，以及知识分子、学生运动、外交政策、宪政问题、文化风气、传统文化、妇女教育等皆有尖锐批评，难免遭关联者的反感嫌恶。如林同济《学生运动的末路》等文，颇多责难学生运动的政治化，显然不讨青年（学生）的好；何永佶在诸多篇章中，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宪政实施等多有批评，陈铨《浮士德游中国记》（小说）对当下世相多有讥讽，自为当政者所不满。是以《战国策》送审时，有些篇章被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饬正修改”，或“全文查扣”，不准发表。《战国策》最终因无钱印刷而停刊[104]。
“战国派”左右不容、四面不讨好，但如前所言，他们却谁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所谓的“派”，除陈铨回应了对“英雄崇拜”说的批评，没有人以集体名义公开应答外界的质疑和批评。这也补充说明了所谓“战国派”，只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以个人立言为原则的自由作者群。随着《战国》副刊停办，刊物诸作者从此风流云散，但众口烁金，“战国派”被打上了耻辱烙印，延续了几十年。
综上所论，基于史实和文献，“战国派”其实只是一个自由作者群，他们对抗战现实的理性分析，无非是告诫国人，虎狼入室，唯有以暴制暴，方可生存。无论是林同济的“战为中心”说，陈铨的只有“指环”才有“正义”说，雷海宗倡言的恢复“兵”的文化说，以及何永佶、洪思齐等人对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防卫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救亡之论。
从根本上说，这是人类宿命——民族主义所赐。我们知道，狭隘民族主义制造了和制造着许多令人不安的事件，但是事实上，民族国家至今仍是处理国际事务，维持均势的有效标杆，业已“变成世界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105]。就文化主张而言，“战国派”的核心在于道德的重建，所谓君子、贵士传统、超人、神话英雄、力人等，归根结底还是在个人公德和私德的完善，也就是国民性的改造。他们首先指陈的是知识分子，这表明他们社会改造的路线和理想是从“上层知识分子”开始的改良主义，而不是激进的暴力革命。
有论者认为：“从尼采的‘超人’到‘战国策派’的‘战士’、‘力人’，都具有自觉的反理性、反民主的内涵；他们的有机论、战争论等等，都与法西斯主义有情绪上和观念上的相通。”[106]这虽有道理，但还是将其所论三个方面割裂开来，过分强调其“政治思想”的一面，而对文化论、道德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忽视了“战国派”诸人作为文化人的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气质。如论者所言，他们不过是“遵循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做法，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政治责任感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107]。
[1] 《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社论），《大公报》（重庆），1940年5月10日。
[2] 《今日评论》（周刊），1939年1月1日创刊，发起人和负责人为钱端升，社员约五十人，多为西南联大教授。创刊时由社员每人每月负担十元，编辑与作者群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如朱自清、伍啟元、王迅中、潘光旦、叶公超、沈从文、雷海宗、王化成、陈岱孙、张忠绂、罗隆基、王赣愚等。沈从文也曾说“先数期由个人出钱，后来是其他方面”，该刊出至1941年4月13日第5卷第14期，因核心人物钱端升退出而停办。有论者认为《今日评论》为“战国派”刊物之一，并不为实。参见：《昆明市刊物调查表》，《云南党务》（昆明），创刊号，1939年7月1日；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伍啟元：《抗战期间的教学生涯》，《传记文学》（台北），第65卷第6期，1994年12月号；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1938年5月16日。
[4] 陈铨在家书中说道：“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林同济拟约男及其他教授十余人，在《云南日报》共办一副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名‘动向周刊’，由男主编，下月十号左右可以出版”；“刊物已筹备就绪，定六月一日出版，取名‘新动向旬刊’，已集多数有名学者执笔，将来必有精彩。男现在正写发刊辞，说明意旨”。1938年4月25日，5月16日。
[5] 《新动向暂行停刊启事》，《新动向》，第3卷第7、8期合刊，1940年1月15日。
[6] 《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报告（廿九年一到五月）》，全宗号：1106-003-01149-005，云南省档案馆。
[7] 长江（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开明日报》（长沙），1941年1月9日。此文其他报刊亦有转载，如1941年1月22日上海《中美日报》（题为《战国策作家会谈记》）。
[8] 徐敦璋，字元奉，四川垫江人，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同年留学威斯康辛大学，1931年获政治学博士，曾到瑞士国际法研究院研究国际法，抗战前任教于四川大学法学院。1937年8月至1938年1月受聘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院长。
[9] 《战国策》载文104篇，作者有何永佶、林同济、陈铨、沈从文、雷海宗、洪绂、王迅中、贺麟、陈碧笙、费孝通、沈来秋、朱光潜、曹卣、曾昭抡、童嶲、陈雪屏、陶云逵、林良桐、冯至、王季高、孙毓棠等22位。此外，还有郭世堂、周国楹、龙普生、沈粥煮、蒋廷黻等5封读者来信，以及格言、警句、随感等补白。《大公报·战国》出31期，发文36篇，新加入的作者有吴宓、E.R.、沙学浚、王赣愚、谷春帆、黄钰生、梁宗岱、冯友兰8位。
[10] 参见拙文：《和而不同 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学术探索》，2010年第5期。
[11] 《出版消息·〈战国策〉》，《大公报》（香港），1940年5月12日。
[12] 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
[13] [美]拉尔夫·林顿著，于闽海等译：《人格的文化背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14] 《清华年报1925—1926》，清华学校出版物，1926年，第63页。
[15] 《林同济君来信》，《弘毅》，第1卷第4期，1926年11月。
[16] 林同济：《留美通信》，《弘毅》，第1卷第5期，1926年12月。“万县惨案”即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也称“九·五惨案”。
[17] 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序言》。
[18] 林同济写道：“飘荡欲淹的中国，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穷究到底，我们若求保东北河山，最后胜利，绝不在空腔的呐喊，亦不在外交的争执，乃全在实际的努力与真象的创造。数十年来内讧外患之国家，生气销磨殆尽；对四疆屏障，几漠不关心，而所恃以壮我边色，固我主权者，乃在数十百万无衣无食号哭出关之灾民！此最可值我青年们深思之一点。”参见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序言》。
[19] 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第189—191页。
[20] 林同济：《边疆问题与历史教育》，《独立评论》，第127号，1934年11月18日。
[21] 林同济为斯宾格勒的《生死关头》写过书评，并论及《西方的没落》。
[22] 《同学会新闻》，《清华周刊》，第337期，1925年2月27日。按：“芝”指芝加哥（大学），“闻君”指闻一多。
[23] 雷海宗：《“五卅”的功臣》，《留美学生季报》（上海），第11卷第3号，1927年1月20日。
[24] 雷海宗：《强权即公理说》，《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1号，1926年3月20日。
[25] 参见何永吉：《在广州之半月》，《清华周刊》，第304期，1924年3月7日。
[26] 参见何永佶：《皮鲁埃（Beloit）通信》，《清华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26日。
[27] 曹禺原著，何永佶英译：《日出》（The Sunrise），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28] 王伯惠：《孙立人学长率领清华和西南联大校友驰骋在印缅战场》，王伯惠、宁大年编：《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29] 参见Ho-Yungchi. The Big Circle：China’s Role in the Burma Campaigns，New York，Exposition Press，1948。
[30] 《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6期，1928年2月13日。
[31]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一章“导言”部分。
[32] 邓世安编译：《西方文化的诊断者——史宾格勒》，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179页。
[33] 程国勋记，林同济讲：《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一个历史形态的看法》，《大公报·战国》，第29期，1942年6月17日。
[34]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分期》，《社会科学》（北平），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
[35]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分期》，《社会科学》（北平），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
[36]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222页。按：该著的“下篇”，包括《总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原载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均作于1938年。
[37] 分别载《战国策》第15、16合期，1941年元旦；《大公报·战国》，第14期，1942年3月4日。
[38] 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大公报·战国》，第10期，1942年2月4日。
[39] 雷海宗：《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埃及·希腊罗马·欧西》，《大公报·战国》，第13期，1942年2月25日。
[40] 参见何兆武：《缅怀雷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2页。
[41] 雷海宗：《独具两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大公报·战国》，第14期，1942年3月4日。
[42]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170页。
[43]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又载上海版《战国策》（1941年1月15日，一月号）和《大公报》（1941年1月28日），文字有改动。
[44] 《林同济教授讲：世界政治的认识》，《益世报》（天津），1937年6月11—13日连载。
[45] 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今论衡》（武昌），第1卷第5期，1938年6月15日。
[46]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48页。
[47] 雷海宗认为，“战国时代”是“第一周”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战国’一词的来源，不甚清楚。司马迁已用此名，可见最晚到汉武帝时已经流行”，“很可能，在秦并六国之先，已有人感觉当时战争太多太烈，而称它为‘战国’”，应是“当时人自定的”。“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社会遽变，当兵不再是贵族的权利，而是“全体人民的义务”，“所有的战争都是以尽量屠杀为手段，以夺取土地为目的的拼命决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全体人民参战的时代”。参见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分期》。
[48] 林同济：《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历史观》，《大公报·战国》，第1期，1941年12月3日。
[49]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
[50]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大公报》，1941年1月28日。引文部分是林同济修改时新加文字。
[51] 叶无法：《文化与文明》，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第37—38页。
[52] [英]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9页。
[53] 《本刊启事（代发刊词）》，《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
[54] 洪思齐：《释大政治》，《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
[55] 何永佶：《论大政治》，《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
[56] 何永佶：《论大政治》。
[57] 同济：《千山万岭我归来》，《战国策》，第13期，1940年10月1日。
[58] 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
[59] 何永佶：《君子外交——动口不动手》，《战国策》，第11期，1940年9月1日。
[60] 何永佶：《美国应立刻宣战》，《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2月1日。
[61] 何永佶：《为中国谋国际和平》，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3页。
[62]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政治理论家们指出某些因素对决定国策的重要性，诸如：获得自然疆界，通往海上重要通道，据有战略要地等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战之间，此说流行于中欧，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传遍全球。”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7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58、59页。
[63] 《提倡做人的新态度》（读者来信），《战国策》，第15、16合期，1941年元旦。按：“读者”署名沈粥煮，即沈来秋，粥煮为其笔名。
[64] 《战国策》广告，见《大公报》（重庆），1940年8月3日、6日、8日，9月5—7日。
[65] 飞鲸：《〈战国策〉——有内容有骨子的书》，《大美晚报》（上海），1941年2月5日。
[66] 上海版《战国策》“发行人”为林同济的妻子Adeline Gray，报称其为“美国女记者”，参见：《介绍〈战国策〉》，《大美晚报》（上海），1941年2月24日。
[67] 雷海宗：《中国的兵》，《社会科学》（北京），第1卷第1期，1935年10月。
[68] 雷海宗：《无兵的文化》，《社会科学》（单行本），第1卷第4期，1936年7月。
[69] 雷海宗：《中国的兵》。
[70] 雷海宗认为历史上武力侵略中国的是“五胡”，文化势力的入侵是“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但其入侵时，“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并未丧失”，最终“五胡”被汉化，佛教为旧文化所吸收，以中国文化胜利而告终，并且完成了“二周”的演变，文化主体仍在，但近代以来西洋的侵略则是两方面的，更兼之“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经丧失殆尽，对传统中国的一切都根本发生怀疑”，“麻木不仁”和“盲目崇外”都于事无补，这是最可怕的。参见雷海宗：《无兵的文化》。
[71]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今日评论》（昆明），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
[72] 林同济：《论官僚传统——一个史的看法》，《大公报》（重庆），1943年1月17日。
[73] 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
[74] 林同济：《中饱与中国社会》，《战国策》，第12期，1940年9月15日。
[75] 林同济：《论官僚传统——一个史的看法》，《大公报》（重庆），1943年1月17日。
[76]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大公报·战国》，第17期，1942年3月25日。
[77] 林同济：《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大公报·战国》，第4期，1941年12月24日。
[78] 林同济：《卷头语》，载吴晗编著：《从僧钵到皇权》，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
[79] 何永佶：《富与贵》，《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80] 尹及（何永佶）：《中西人风格又一比较——“活着”和“天召”》，《战国策》，第8期，1940年7月25日。
[81] 岱西（林同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隐逸风与山水画》，分别载《战国策》，第1、4期，1940年4月1日，5月15日。需要辨别的是林同济对中国传统人格（道家内核）中缺乏社会意识和公共精神是怀疑批判的，但他对道家的“祶阿尼刹式”（即尼采的“酒神精神”Dionysus）的崇尚自由超逸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却很是心仪，如李白诗歌和张旭书法。
[82] 陶云逵：《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战国策》，第13期，1940年10月1日。
[83] 林同济：《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大公报·战国》，第19期，1942年4月8日。
[84] 参见188页注⑤、注⑥。
[85] 参见陶云逵：《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
[86] 参见尹及（何永佶）：《蜚腾之死（希腊神话之一）》，《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尹及（何永佶）：《偷天火者》，《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尹及（何永佶）：《敢问死？——希腊的答复》，《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1日。
[87] 郭国灿：《近代尚力思潮述论》，《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年第6期。
[88] 何兆武曾说：“有一份叫《荡寇志》的杂志，专门批《战国策》。”参见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页。
[89] 参见：《渝文化界座谈会 讨论学术研究自由》，《新华日报》，1940年12月21日；《渝文化界座谈会 讨论文化之进步问题》，《大公报》，1940年12月21日。
[90] 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22—123页。
[91] 茅盾：《“时代错误”》，《大公报》（重庆），1941年1月1日。
[92] 胡绳：《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读书月报》（重庆），第2卷第10期，1941年1月1日。
[93] 参见罗梦册：《不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而是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大公报》，1941年3月25、27日连载；柳凝杰：《论所谓“战国时代重演”及所谓“人类解放时代之来临”》，《大公报》，1941年4月15—17日连载。
[94] 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群众》（重庆），第7卷第1期，1942年1月25日。
[95] 《大后方的文化逆流》（社论），《解放日报》，1942年5月17日。
[96] 参见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解放日报》，1942年6月9—11日连载。
[97] 谢庆垚：《论形态历史学》，《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3月8日。
[98] 《毁灭人性的三种学说》（社论），《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7月27日。
[99]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第482页。
[101] 参见尹及（何永佶）：《谈妇女》，《战国策》，第11期，1940年9月1日。
[102] 陈铨：《论新文学》，《今日评论》，第4卷第12期，1940年9月22日。
[103] 李金凤：《战国策派考论》，新北市：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第62页。
[104] “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或按月或按季度，报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具体内容包括“文化界动态”“言论动向”“杂志登记表”“删扣杂志稿件一览表”“杂志原稿送审一览表”等，其中记载《战国策》被查扣的文章有《安分守己》《被骗的少女》（此两篇作者不详），以及《浮士德游中国》（陈铨）、《猪肉文化》（费孝通）、《吏治重于民治》（朱驭欧）等8篇，“饬正修改”的有《花旗外交》（林同济）、《从大政治看宪政》（何永佶）等3篇。参见：《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宗号：1106-003-01149-005，云南省档案馆。
[105] [英]哈里特·斯万主编，郑良勇等译：《大师讲述历史中的20个大问题》，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106] 单世联：《“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希望——“战国策派”的设计》，载孙周兴等主编：《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二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107] 黄敏兰著：《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