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祖国》
战争背景下，流离辗转、穷困潦倒、空袭威胁对每个国人都是如此，但个人的应对方式和体验境遇却不尽相同。陈铨曾回忆联大的生活：“中间空袭的威胁，和生活的穷苦，真是不堪回首。我对于德国文学哲学的专门研究，因为离开北平的时候，日军搜查甚严，一千多本西文书籍全部抛弃，无法继续学者的工作。但是恶劣的环境，并没有压迫下我努力的精神。”[44]
昆明几年间（1938—1942），陈铨主要的文化活动和著述成果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教学活动；二、为昆明和重庆的报纸杂志写各类文章，如《云南日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战国策》《军事与政治》等；三、创作《花瓶》《蓝蝴蝶》《浮士德游中国记》《狂飙》等小说、《黄鹤楼》《野玫瑰》《金指环》等剧本以及《叔本华生平及其思想》等著作。四、带领联大学生排演《祖国》《黄鹤楼》《野玫瑰》等抗日“国防剧”。
西南联大近五年间是陈铨一生中的荣光时期，他参与组织的几次大型话剧公演，均获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他也因此享誉昆明，声名远播，一举成为抗战中不可忽略的戏剧家，还被推选为1940年度西南联大“教授评议会”九名成员之一。但话剧《野玫瑰》和“战国派”却渐起争议，为他后半生的遭遇埋下了种子。
甫至昆明，陈铨就应邀加入了当地剧团的活动，除了被有名的“金马剧社”聘为“名誉顾问”，还被云南大学学生社团“时事研究会”邀为导演，帮助他们排演他自己的独幕剧《王铁生》。主事学生曾回忆道：“由于我们缺乏演剧的经验，先是请联大的教授陈铨做导演”，并排演了多次[45]。1938年8月中旬，该剧在云南大学大礼堂上演，反响很好。陈铨在家信中写道：“近周来云大学生排演男编之独幕剧《王铁生》，由我亲自指导，故非常忙碌。前日起公演四天，成绩极好，观众均非常满意。”[46]
1938年11月，陈铨导演的《暴风雨之前夕》《春风秋雨》两剧，在联大举办“劝募寒衣游艺会”期间上演，颇受各界好评[47]。从陈铨家书中亦可见一斑：“近十余日，联大学生为募寒衣捐，表演新剧，男任导演，故非常忙碌。现已公演完毕，凡四晚，每晚观者达千余人，可得洋二三千元，对前方将士，略可一助。”[48]小试牛刀，初获成功，学生深受鼓舞。1939年1月13日，在高小文等学生的组织下，“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联大剧团”）宣告成立，陈铨继续被聘为“名誉团长”[49]。
剧团成立时，已在排练陈铨改编自《古城的怒吼》的四幕剧《祖国》[50]，并拟公演“替前线将士，募集鞋袜”。这是联大剧团在昆明的首次亮相，不仅学生努力，几位教授也倾力支持。闻一多自请担任舞台设计，“排戏的时候他总是亲自莅场指示一切”，孙毓棠也欣然允诺相助，请妻子凤子担纲主演，并“在演员的动作与表情方面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指示与删改”，同学生们一起，“总是十二点的深夜才回家去”[51]。陈铨作为“名誉团长”和编剧导演，自是“忙碌异常”[52]。
1939年2月18日（除夕夜），联大师生精心打造的《祖国》在光华街云瑞中学大礼堂上演[53]。演出当天，《益世报》整版刊出“联大剧团公演祖国专页”，主创人员孙毓棠、凤子、汪雨等各撰文介绍筹演排练、演员舞台、角色体验等情形，联大剧团以集体名义对各界的帮助和支持致以谢忱。陈铨则从剧本、导演、演员三方面介绍了筹演过程，尤对闻一多、孙毓棠的专业水准、工作热情予以高度评价，并说从凤子饰演的主角佩玉，到张定华的婢女小云、高小文的警察厅长等“小的角色”，都经过“细心的选择”和认真的打磨[54]。
《祖国》的公演获得巨大成功，场场爆满，每次不到开演时间，“座票”全部售罄，“甚至有些要求‘站看’的”[55]。昆明各报好评如潮，一致认为舞台“简单而美丽”，演员表演“深刻”，而“严肃悲壮”的思想内容“深深刺激着安乐里的人们”，启示他们要“共同站在抗日的旗帜下，为祖国的独立而奋斗”。总之，“全剧精采百出，观众情绪紧张”，演出“美满”[56]，而未及观演者则“来函纷请续演”，于是又续演了三天[57]。据陈铨事后所言：“此次公演，继续八日，共演九场，每场观众均拥挤不堪。各方面批评，均非常之好。共收入国币二千五百余元，除开销外，可捐出约一千数百元。”[58]
《祖国》反响空前，一时成为昆明的中心话题，连“重庆的报纸也登出了《祖国》上演的消息和通讯，上海的画报也刊出了《祖国》的剧照和介绍文章”[59]。如《展望》画刊登了陈铨、闻一多、凤子、孙毓棠，以及演职人员、演出剧照等15幅照片，同时还用中英文配发了情节梗概、剧团介绍、演出台词等。其中写道：
西南大学剧团近在昆明公演国防剧《祖国》（原名《古城的怒吼》），由陈铨教授导演，出演人员，为前上海复旦大学封禾子（凤子）女士领衔演出，全体演员均能平均发展，成绩极为美满。该剧要旨描写故都沦陷后之种种，青年人在奋发中图进发，革命战士吴伯藻先生埋头工作不遗余力，然碍于吴妻佩玉之阻梗，终成功亏一篑。末幕英勇战士吴伯藻以被捕牺牲闻矣，全剧描写家庭冲突，抗战热情，悲壮牺牲，绯色恋爱，错综交互，变幻紧张，最后目的，则在明白指示个人对祖国之责任，造意不可谓不深也。[60]
沪上《剧场艺术》也对联大剧团、《祖国》的公演，尤其是上海方面所熟悉的凤子的表现予以重点介绍[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