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离北平
1937年7月8日上午，日本人炮轰宛平城，三十里外的清华园已经能听到枪炮声，人们逐渐明白了大事不好。7月14日，吴宓忧心忡忡地写道：
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完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1]
7月17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对受邀参加“国是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发表了可能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其中说道：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并提出了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四项条件，“豪壮沉痛”地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当然，我们事后知道，早有预谋的日本人无视中国政府的诉求，罔顾中国民众日积月累的强烈的反日情绪，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局势不断恶化。7月28日，国军奉命撤退，平津沦陷，华北危急！
据曾参加庐山谈话会的浦薛凤[2]称，7月27日，他们已知战事不可避免，必须撤离北平。第二天，中日军队在沙河激战，不断传来的枪炮声和轰鸣掠过的敌机，闻之令人胆战心惊，甚至有炮弹落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后面。是夜，清华园里家家都在“通宵整装”，很多人一夜无眠，第二天晨曦未开，天色昏蒙，校园内已一片忙碌慌乱，学生们或骑车或雇人力车，将大包小包行李运往城中，教师也纷纷用汽车将书籍什物、家眷妻小送入城中[3]。
此时，清华大学门口已有日本兵持枪把守，甚至还有在校内穿梭往来的，但还准许师生出入。7月30日，部分教职工又回到清华园搬运东西。8月15日，第二次回来搬送书物的吴宓写道：“晚饭后6—7散步校园，风景不殊，然运动场之跑圈中，及其他院落，已蔓草丛生。诸宿舍则扃闭，几无人迹。”[4]大家心里都明白，日本人随时会侵占学校，清华园也危在旦夕，时日无多。
陈铨也在喧扰混乱中，打点行装，携家带口，搬到了宣武门内南沟沿市（今佟麟阁路）的表哥林伯遵家。此时城内也不太平，日本人白天尚能维持表面的纪律，但一经入夜或偏僻地点，暴虐者的本性暴露，“昏暮敲门，或爬屋而入，强索妇女”，报馆也被日寇占领，各大报纸虽名称依旧，但“只登同盟社电讯，其余则只字不提”，消息甚不通畅。城里郊外，偷盗抢劫时有发生，一时传言四起，人心惶惶，北平已非久留之地[5]。高等学府更是在劫难逃，早为日本人所嫉恨的南开大学，在狂轰滥炸、劫掠焚烧下，已毁于一旦，北大、清华随后也被日寇强占，作为马厩和医院。
教育是国家之本，民族危亡关头，更是复兴崛起的希望所在。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随即决定在“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以迁移沦陷区的高校，“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6]。8月28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收到教育部的“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7]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已改设“平校保管委员会”，通知教师和学生及时撤离北平，尽快南下，学校将在长沙开办临时大学。
眼见不少同事熟人离开了北平，陈铨也迅速作出了逃离北平的决断。虽然孩子太小，光还才出生四个多月，光群也才一岁多，但形势越来越严峻，顾不了那么多了。京沪线早就中断了，只能从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然后再设法转乘火车或轮船南下。9月2日下午，陈铨来到二道桥造访贺麟，告知第二天他们全家将赶赴天津，并将数百本中外文书籍托付给老友。这些书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收藏的安身立命的宝贝，日本人搜查严格，根本无法携带。陈铨在贺家还遇到了吴宓，两人都劝老师也应尽快出逃，吴宓还有些犹豫不决[8]。
9月3日，陈铨与表哥林伯遵道别，一家四口，加上侄儿和厨师老表一行人，带上简单行李，挤上了到天津的火车。一度中断的平津线已恢复通行，但日本兵设岗盘查，不免让人有些提心吊胆，好在一路还算顺利。在天津俄租界等待几天后，一家人又登上了英国太古公司的“盛京号”轮船，两天后到青岛，再乘火车由胶济铁路到济南，又从济南上火车到达郑州，经许昌、信阳，到达武汉，脱离虎口之地。
一路上几十天，也出了点小意外。比较清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在北平到天津的火车上，有日本兵拿出糖果以示“友好”，引诱已会蹒跚走路的陈光群，正当他伸出小手去拿，却被妈妈轻轻拉住，似乎明白了什么的小光群，仍不时瞟着那诱人的糖果。二是还在襁褓中的陈光还，身体较弱，旅途中患上百日咳，发热惊悸，持续不断地咳嗽。好在有惊无险，一家人总算安全逃出来了。
武汉三镇暂时还未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只是随着逃难者越来越多，比往昔更加热闹喧嚷，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提醒人们战争的阴霾迫在眼前。三年前，陈铨正是从此地出发，踌躇满志地东游北上，而今竟以这种方式再次回到武汉，不免有一种今夕何夕之感。何去何从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好在同事同学间联络紧密，消息畅通，暂时安定以后，陈铨急忙铺纸提笔，修书告知北平的朋友们，述一路之惊险经历。10月2日，仍滞留北平的吴宓访贺麟未遇，却得知贺麟接到陈铨的信函，“日内急欲南行”[9]。
此时，长沙临时大学还在筹备中，开学日期尚未确定，一旦开课，一家人如何安顿是个很大的问题。陈铨与妻子邓昭常反复商议，决定先回四川，再图谋划。于是他们乘船到重庆，先到了邓昭常的娘家——江津白沙镇。邓家长亲早已收到信函，两年过去了，见女儿女婿和两个小外孙就在眼前，自是欢喜。
在白沙住定下来，光还的咳嗽病渐渐好转，陈铨与妻子商定一起回富顺一趟。此行的目的一是要将侄儿和老表送回老家，二是要探望父亲，拜祭母亲。1937年4月，母亲吴氏在富顺病亡，陈铨接到消息，伤心难过不已，但路途遥远，又正好孩子出生，未及回乡奔丧。夫妇俩于是将光还留在了江津，带上光群，顺江而上，经泸州回到富顺，待再次回到江津时，长沙临时大学已开学在即，陈铨遂告别妻儿，独自赶往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