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阐释的多元化
基于《红楼梦》内容的丰富复杂，所以它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一直是小说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自小说产生以来就不断有人宣称找到了小说的真谛，一度形成了各种不同立场、不同侧重点的观点共同发声的复杂局面，即便到目前为止亦未达成统一意见。
自《红楼梦》问世流传，就有不少关于《红楼梦》的说法：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谶纬之书，把《红楼梦》看成某种充满隐语和预言的神奇经典；有人认为《红楼梦》的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是整部书的总纲，显示了作者的创作主旨；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表现封建社会衰落趋势，反映平等观念、婚姻自主要求等民主思想的著作；有人觉得《红楼梦》是作者感伤身世、忏悔失意之作；还有人说《红楼梦》就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影射了无限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各家说法纷纭繁杂，莫衷一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其中尤以解说小说本事的说法更为丰富多彩，类型繁多，而且种种说法都生动有趣，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有人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小说内容完全影射明珠家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纳兰明珠，满洲正黄旗人，是清康熙朝大学士，曾经熏炙一时，后获罪抄家。他的儿子纳兰容若是清朝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当时以文采风流著称。纳兰容若交游广阔，很多知名文人都是他的座上宾。据传，明珠家事说的提出者是乾隆皇帝，赵烈文在他的《能静居笔记》中有一段记载：“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虽然这种说法缺乏可信度，但是借九五之尊的威严信用，《红楼梦》影射明珠家事的说法还是由此流传开来，并被进一步演绎丰富。后来的梁恭辰和陈康祺都是这种说法的支持者，梁恭辰认为宝玉隐射明珠的名字，陈康祺则认为金陵十二钗都是纳兰容若奉为上客的人物，如宝钗影射高士奇，妙玉就是指姜宸英，等等。
周春在自己的《阅红楼梦随笔》中对《红楼梦》的本事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张侯家事说，他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他记得年少之时，江宁有一位一等侯张谦，听人谈起张侯家的事情，大致与《红楼梦》中所描述的相符合。后查对了《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等书，确定《红楼梦》是写张侯家事无疑了。并且把小说中的人物谱系与张侯家一一对号，言之凿凿，比如张侯家有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由此推断这就是宁国、容国名字的由来。贾代善就是恪定侯德儿子宗仁，史太君指的是宗仁的妻子高氏。张侯家事说虽然没有明珠家事说、和珅家事说名气响亮，但是由于提出者是早期《红楼梦》研究的佼佼者——周春，并且出现在早期的研红专著《阅红楼梦随笔》中，所以也一直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也有人认为《红楼梦》写的确实是清朝相国的家事，不过不是明珠，而是大名鼎鼎的和珅。在《谭瀛室笔记》中记载：“红楼一书，考之清乾嘉时人记载，均言刺某相国家事。但所谓某相国者，他书均指明珠，护梅氏独以为刺和珅之家庭。”至于支持此说法的佐证则是和珅当时有24位侍妾，与之相呼应的就是《红楼梦》中的正副十二钗。另外还有几个人与小说中人物姓名相似，可以拿来做由此及彼的比附。“有龚姬者，齿最稚，颜色妖艳，性冶荡，宠冠诸妾。……和少子玉宝，别姬所出，最佻挞，龚素爱之，遂私焉。……有婢倩霞，容貌姣好……幼侍玉宝，玉宝嬖之。”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贪官，嘉庆初年被捕下狱，随即赐死，抄没他的家产得到大约800兆两银子，已经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所以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还有人认为《红楼梦》影射清初的宫闱秘事。孙静庵在他的《楼霞阁野乘》把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讲解得非常清楚，他说：“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纪载私家故实。”他认为贾政的父亲名叫代善，而代善又是礼烈亲王之名。黛玉的名字去黛字下半黑与玉字相合，而去其四点，就是代理亲王。宝玉不是指人，而是指玉玺，袭人的名字拆开就是龙衣人。所以宝钗、黛玉争夺宝玉就是暗喻康熙末年众皇子夺嫡之事。并且书中还涵盖了郑成功占据台湾，洪承畴、吴梅村等众多清初史实和历史人物，这样的解读已经完全走向了索隐的道路，连解读的方法都深得索隐精髓。
王梦阮、沈瓶庵在他们的索隐专著《红楼梦索隐》中把《红楼梦》的本事定位为清初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他们指出：“吾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动人故事，秦淮名妓董小宛是冒辟疆公子的侍妾，清兵南下之时，董小宛被掳后辗转进入皇宫，为顺治所宠爱，甚至有意立其为皇后。董小宛病死之后，顺治伤心欲绝，抛弃江山出家为僧。
当然也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作者的自传。江顺怡曾经在《读红楼梦杂记》中说：“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他人乎哉？”后来，胡适等人通过考证初步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并且对曹家家事有了一定的了解后，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如胡适认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把作者的生平遭际与作品创作相联系，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可行性，应该算是比较先进的一种看法，但是如果一味将小说内容与作者遭遇互相印证，把小说与现实画上等号，则又背离了基本的文学观念，走向了另一种索隐。
到了现当代，不少学者重视考证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和小说版本的沿革流传，力图将《红楼梦》放置于更切实而稳妥的时代语境中，但又反对“自传说”的解读倾向。也有学者呼吁将《红楼梦》作为小说来读，反对将小说创作与历史事实进行比附，主要运用东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解读《红楼梦》文本，诸如以典型理论、叙事学、文本细读等角度来阐释文义。
对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解释自小说产生流传以来就绵绵不绝，说法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实在令人目不暇接，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上文仅简单列举了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这些观点及其方法带有各个时代的文化政治色彩和历史局限，真切地反映出《红楼梦》研究所走过的历史足迹，是红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后人尊重与学习。至于《红楼梦》背后是否真的隐藏着什么微言大义，是否有必要一定去穷究《红楼梦》的所谓“本事”，这个问题一时还没有定论，大概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而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之丰富的本事说法，而且至今仍有不断丰富的趋势，正是《红楼梦》文本多元化内涵的魅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