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发达，才女辈出
清朝妇女的生活延续了两千年来备受压抑的传统而愈加变本加厉，“如登刀山，愈登而刀愈尖；如扫落叶，愈扫而堆愈厚；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极’了”[2]。越来越严苛的闺训以及趋于宗教化的贞节观念是闺阁女子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是捆绑她们性灵的绳索。不过女子的生存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良家闺阁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清代得到了显著提高。
女子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清代女教的发达，闺阁女子读书识字者日见增多，女性的文学艺术才华得到了有限度的张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女教教材就是蓝鼎元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完成的《女学》。清代的女教内容还是以妇德为主，《女学》妇德篇的内容就最为丰富，“妇以德为主，故述妇德犹详。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继以‘和叔妹’‘睦娣姒’，在家则有‘事父母’‘事兄嫂’，为嫡则有‘去妒’，处约则有‘安贫’，富贵则有‘恭俭’……”[3]，可见女教的目的当然还是教育女子怎样遵循封建社会的行为准则，至于文学艺术才华的发展则只是学习的副产品，并非正途。章学诚所作《妇学》一篇，主要意思就是说“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是妇人的正学，做诗作文，在妓女倒还可以，若‘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4]。因此，虽然有了一定的学习权利，但“良家闺阁”并不以读书识字为要务，若以才华自矜则更是冲犯大忌。
《红楼梦》中有一段情节非常值得玩味。第三回，贾母初见黛玉，家常闲话中问起黛玉读书之事，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然后反问姊妹们读什么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及至后面，宝玉再问起黛玉可曾读书，黛玉的回答就大变样了：“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玲珑通透如黛玉，通过与外祖母的对话马上意识到这个家长乃至整个家族对于女子学习的态度，因此在与宝玉的交谈中马上机敏地改变了自己的姿态，谦逊而谨慎，不再透露自己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与兴趣。虽然，《红楼梦》中刻画的闺阁少女大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既有能诗之黛玉，又有善画之惜春，也有对知识孜孜以求的香菱，但正统的礼教观念始终是悬在女孩子们头上的尚方宝剑，压抑着她们的才情与热情。宝钗教导黛玉的一番话是最直白明了的阐释：“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些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虽然难免要纠结于遵循礼教与抒发才情的矛盾中，但越来越多的闺阁女子终究摆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蒙昧状态，而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社会中既有章学诚这样正统的卫道士，也不乏思想进步的大家，为女子读书而辩护，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言虽尽理，却非无故而云然。因聪明女子失节者多，不若无才之为贵。盖前人愤激之词，与男子因官得祸，遂以读书作宦为畏途……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5]也有才女或为宣扬妇女文学或为生计考虑，亲自出任闺塾师，在实际意义上推动了女教的发展。
碍于礼教束缚，能够进入私塾接受学校教育的女性只是少数，女性教育大多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尤其是大家望族，一门风雅的情况并不鲜见，家中长辈如母亲、父兄在女子教育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山阴祁家多女诗人，主要得力于祁彪佳之妻商景兰的教育之功。“商夫人诗逼盛唐，与子妇楚镶、赵壁、女卞客、湘君辈讲究格律，居然名家”，“商夫人景兰，博学工诗，修嫣姊妹，亲承慈训”。叶家姐妹得母亲沈宜修教养，均富文艺才华，尤以叶小鸾的诗才最为出众，成为早慧少女的典范。王端淑得父亲王思任亲授经史，有《吟红》《留筐》《恒心》等集传世。编著《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恽珠在《弁言》中也曾谈到幼时得父兄教诲的情形：“余年在韶龄，先大人以为当读书明理，遂命余与二兄同学家塾，受《孝经》《毛诗》《尔雅》诸书。少长，先大人亲授古今体诗，谆谆以正始为教。”《红楼梦》中的情节，如黛玉自幼延师学习，贾家三春平日上学读书，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女子尤其是贵族闺阁少女的教育情况。当然小说中的这部分内容较为简略，缺少正面描写，多为侧面点染，作者淡化了对教育情况的细节描写，这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或传统观念对女子教育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相对温和的社会氛围中，清代闺阁女子的文学水平和文学作品数量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是对历代妇女作品收集较为完备的一部著作，“笼群娥于笔下，撷众香于几上，一卷在手，彤史可备”[6]，共著录妇女著作4000余家，分20卷，而清代独占15卷，胡文楷在《自序》中亦强调“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清代女子文学之盛可见一斑。而其中闺阁才女之作更大盛于前，类似《国朝闺阁诗钞》《清代闺秀诗钞》这样收录闺阁女子作品的合集和作品专集都颇不少，更重要的是一批出类拔萃的闺阁才女给中国文坛留下了清新的一笔。“妇学而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连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时者矣。”[7]
不少女性努力争取着社会与家庭给予的有限的学习权利，展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吴藻，她生长在文化氛围浓厚的江南，虽然出身商贾之家，但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再加上本身天资极佳，所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绩，有《花帘词》、《香南雪北词》、杂剧《乔影》等。吴藻的丈夫虽然不能与她琴瑟唱和，却异常宽容，给了吴藻衣食无忧的生活和非常大的活动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说，吴藻所得到的自由与宽容令今人都感到惊讶。她拜在陈文述门下，与当时的男性文人交游接触，甚至曾经男装游逛于青楼楚馆，这位才女的言行都颇有潇洒不羁的名士风范。再如，“才华绝世”的顾太清能诗善画，多才多艺，还有小说《红楼梦影》存世，在清代文坛极有声誉，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说。又如，贺双卿出身贫寒，生活困顿，但富有诗才，品性高洁，“生有宿慧，闻书声，即喜笑。十余岁习女红，异巧，其舅为塾师，邻其室，听之悉暗记，以女红易诗词诵习之。学小楷，点画端妍，能于桂一叶写心经”[8]。
清代闺阁才女涌现的社会现实，为《红楼梦》描写才女形象提供了基础。从她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红楼梦》中女子的影子，看到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英豪阔大、探春的精明高远、香菱的宿慧可爱。小说中的少女们是如此出类拔萃，以致作为“须眉浊物”的贾宝玉在与这些闺英闱秀的比试中往往败下阵来。这些女孩子才华横溢、思想活跃，有着敏感自尊的心灵而又难以突破现实的困扰与束缚，她们以出众夺目的才华和坎坷多舛的命运成为小说的绝对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