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从王伯沆对王希廉《红楼梦》评语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评点家在学术根底、个人趣味、治学个性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从这些有意味的对比中，我们对王伯沆的评点特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王伯沆的《红楼梦》评点具有自己强烈的个人特色，首先，王伯沆是饱学之士，一生治学严谨，相对于艺术的感悟来说，更长于严谨的考据，所以王伯沆的评语内容也较为严肃板正，讲究实证。而讲究实证对文学批评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限制了艺术性的发散思维，一方面也确实有益于评点内容的严谨规范，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物。其次，因为理学造诣深厚，王伯沆将朴学考据的功夫套用在了小说评点中，为他的评点加入了丰富的内容，使其评点呈现出精细广博的特色。王伯沆尤其喜欢用实事与典故来与小说中的说法互相印证。比如小说第六回写平儿“插金戴银”，王伯沆据此就有一番考据：“汉妆语。按，古装饰用银已为华贵，妃妾以银环进之。白香山诗：‘皓腕肥来银钏窄’，苏子瞻诗：‘溪女笑时银栉低’，类此者不胜举。贾府如平儿决无戴银之理，此不过刘妪口头言耳。”再有第二十回，宝玉为麝月篦头，又有批语：“按：新婚次早有夫妇并肩试镜之俗，作者运用极有分寸。‘通头’二字，见和凝诗：‘鱼犀月掌夜通头’。”当然，这样的大量引经据典也使得王伯沆的评语有些太过烦琐，颇有以学识为评点的倾向。再有，板正严肃的王伯沆，在人物鉴赏方面依循了小说评点的一贯特色，感情充沛且投入了大量精力，评点家维护的人物是真实性灵的林黛玉及其周边人物，又与本人的治学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反差，成为王伯沆评点中生动且富含人情味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是王伯沆评点的时代色彩与理论坚持。王伯沆的评点工作从1914年持续到1938年，这段时期，正值红学研究的风云时代，经历了“索隐派”与“新红学”的争锋。三部“索隐派”的代表性著作都在此时段出版，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于1916年在《小说月报》连载，至1930年已经印行第10版，《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出版，《红楼梦释真》于1919年出版。“新红学”的代表作也纷纷问世，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出版，又有《跋〈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俞平伯1923年也出版了《红楼梦辨》。在这场争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占据了上风。王伯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与学术观念笼罩之下评点《红楼梦》，势必会触及对两种学术流派的思考。王伯沆评语中对索隐的评论较多，可见索隐的种子在他心中还是存在的，虽然没有真正长成大树，但难免还是会有些枝枝杈杈参差其间，偶然会冒头，比如他认为小说中所说节度使“云光”，“此必影射一人，否则此名无义”。王伯沆虽然对待索隐态度颇为纠结，但基本上还是将《红楼梦》看作虚构作品，不主张把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相对照，“王冬饮曰，作者未尝不欲影射，但雪芹已增删五次，其中万无用一人影射到底之理。索隐者先有董小宛、刘三之事在胸，故一意附会，自忘支离，反不如用可卿之为妥。可卿事本书备载，非有意袒之也”。再如，王希廉第一回评曰：“悼红轩似即是怡红院故址。”王伯沆马上反驳道：“袁简斋曾谓大观园即金陵隋园，已为人笑。今雪香又以悼红轩似即怡红院，真是无独有偶之笑话了。”王伯沆能有如此观点，与其学术渊源也有一定关系，他所追随的太谷学派，其一传弟子张积中曾作《读〈红楼梦〉后》，否定各种影射讥刺的说法，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梦幻说通灵，风尘怀闺秀”等“自况”^[11]，持论与后世胡适等人主张的自叙传说颇相类。因此，虽然王伯沆相对来说更关注“索隐派”的学术成果，也对索隐颇有兴趣，但终究还是在纠结中尊重了小说的艺术规律，从而使其小说评点更具现代学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