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薄命，早慧早夭
社会环境促成了女子教育的普及和女子文学成就的发展，反过来也对社会观念造成了一定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女孩子接受教育，也以家中有早慧少女而竞相夸耀，更重要的是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理，父母光辉”[20]。前文已经提到，礼教对妇女的压制摧残在清代已经登峰造极，“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是女子生活的三部曲，对命运毫无掌控权的现实是女子悲剧产生的温床。自杀殉节、守寡守节是备受推崇的妇女行为准则，无数自戕自杀和孤独终老的例子背后折射着当时女性悲凉的人生境遇，而文化知识似乎并没有带给闺阁才女幸福的生活，残酷的礼教枷锁反而造就了不少“才女薄命”的悲剧。可以说，“才女才妇在封建社会所备受的‘薄命’之苦尤其惨重”[21]。
社会环境对于才女薄命的阐释指向了“才能碍命”，而不少女性诗人也同样认同“才高命薄”的命题，有不少抒发此类情怀的女性作品，所谓“聪明误，才藻损年华。胜有新编工柳絮，堪嗟薄命比桃花”，“眼底眉头，无情无恨，问谁知道？算生来，并未负清才，岂聪明误了”。[22]可以说“薄命”意识已经深深烙印在才女的生命意识之中。“（徐）秀芳，江苏吴江黎里人，徐蟾女，秀水国学生李大成妻。秀芳早慧，承父教，与妹彩霞刺绣，暇日事吟咏。秀芳临没，悉以诗稿投炉中，曰：‘薄命人无留此为后人笑也’。”[23]然而，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将自己的薄命归结为才高，命运坎坷的贺双卿认清了薄命的根本在于长期以来的男女不平等，“人皆以儿为薄命，儿原非薄也。红楼淑女，绿窗丽人，沦没深闺者世间不少……儿则愿来世为男子身，参断肠禅，说消魂偈，足矣”[24]。贺双卿的慨叹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探春的名言：“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这位精明志高的三小姐一语中的，道出了社会对女子的不公，虽然有才干有见地，但她也无奈于残酷现实，所有的只是一腔不平。
实际上，正是随着女子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她们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思考大为深入，从而开始发现和思考造成自身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薄命并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失去，遇人不淑、青春早寡等种种难以言表的痛楚持续地折磨着清明灵秀的才女们敏感的心灵，她们之中真正能够享有幸福人生的并不多。虽然也有像顾春与奕绘、席佩兰与孙原湘、金纤纤与赵同钰这样琴瑟相合、才气相投的神仙眷侣，但“修得人间才子妇”还是大多数才女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终极梦想。据粗略统计，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载了170多位女诗人，其中大约有30人早寡，10人早夭，10人所适非人。而从才女们多“薄命”的人生走向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清代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种种痛苦。青春早逝其实只是长期压抑抑郁的一种结果而已。虽然叶小鸾卒于明末，但她早慧早夭的命运非常具有代表性。叶小鸾“四岁，能诵离骚。不数遍，即能了了”，“十四岁能奕。十六岁有族姑善琴，略为指教，即通数调，清泠可听”。但这位“娟好如玉人”的少女却在夫家“催妆礼至”之时病倒，于出嫁前五日病逝，生命结束在17岁的花样年纪[25]。再有嘉道时期杭州才女夏伊兰，《正始续集》卷九记载：“道光六年六月朔，沐浴更衣，拜母前曰，‘儿欲去’，母问何往，女曰，‘儿谪限已满，仍归雷庙天上差乐，毋以为念也’。母泣下，反劝慰百端。遂于初四日殒，年仅十有五岁。”[26]《红楼梦》的早期读者中，也颇有薄命少女，“闻乾隆时杭州有贾人女，明慧工诗，以酷嗜《红楼》，致成瘵疾。……父母以是书贻祸，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气噎而死”[27]。
才女薄命的现实投射到了《红楼梦》之中，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在“薄命司”中阅读了预示诸多红楼女儿命运的判词，“薄命”二字就是作者为闺阁才女确定的命运基调，笼罩了她们的生活。可以说，《红楼梦》中众才女的命运是清代社会才女群体的缩微表现，这些女儿们并不像表面描写得那样安富尊荣、顺心遂意，随着情节的发展，更是几乎人人难逃厄运，“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小说中林黛玉的形象与才高早夭的早慧少女形象最为契合，作者用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女由盛开而至枯萎的短暂年华，尤其详细刻画了她敏感忧郁的心境，父母早丧、寄人篱下又无人为她主张，黛玉敏感地感知到身处环境的冷漠，外人看来无来由的哭泣悲伤其实隐藏着深切的压抑与忧虑。她的《葬花吟》正是对自身命运毫无掌控权的悲叹，思之深而感之切。“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而其他的闺阁才女，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忧愁，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凄凉的命运。李纨出身书香世家，“亦系金陵名宦之女”，不幸丈夫早丧，守着儿子度日。她的父亲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幼教导李纨，只让她读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些许认得几个字，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迎春人称“二木头”，懦弱怕事，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忍气吞声，下人婆子偷了累丝金凤卖钱还放肆吵闹，迎春竟不能辖制，只在一旁看“感应篇”故事，竟要探春出面为其分解。惜春小小年纪便有看破红尘之势，早有剃了头做姑子的念头，随着贾府日见衰颓，惜春更是展现了对这个家庭的失望与决绝，放言“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妙玉“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文墨也极通”，“模样儿又极好”，因为自小多病，许入空门，为人孤高自赏、目下无尘，内心却另有一番常人难以窥见的挣扎寂寞，就如她的判词所言：“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英豪阔大的史湘云寄居舅家，在家中完全“作不得主”，书中虽无正面描写，却也侧面透露了种种说不出的苦楚。而一味“罕言寡语”“安分随时”的薛宝钗每每以道德伦理教导身边姊妹，更俨然自觉地用重重礼教枷锁来捆绑自己的人生。
这些女子面临的最大悲剧莫过于她们无法自主的爱情与婚姻，脆弱多病的黛玉在无望的爱情婚姻压抑下早早逝去，迎春、探春、惜春、湘云、宝钗等都如同布偶般被拨弄，这些女性或许像湘云琴瑟相合却青春守寡，或许像宝钗独守空闺寂寞枯槁，或许像迎春遭遇中山狼命丧黄泉，或许像探春远嫁他乡前途未卜，或许像妙玉沦落红尘不知所终，无论如何，未来的生活幸与不幸都不由她们自己主张。种种安富尊荣表象下红楼才女们正在或者即将面对的严酷生活让人们看到了才女薄命的实质，并非才华导致悲剧，只是敏感多才让她们更清楚地认知了一直加诸于身的不公。
在现实生活中，闺阁才女大多只能作为男性生活“红袖添香”的点缀，男性对待女性的玩视态度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红颜薄命的残酷命运令人哀伤叹惋，在女性声音微弱的社会环境中，也有不少男性文人在哀叹才女命薄，比如史震林等一些文人就曾对坎坷多才的贺双卿不吝赞美之辞，不过男性文人的描述还是从男性欣赏的角度出发，寻找或塑造着自己心中完美的才女形象，并沉浸在“怜才”的情绪之中，顺势感慨抒发文人怀才不遇的块垒。从这个层面来看，男性文人对闺秀才女所寄予的同情能够有多么深切真诚则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曹雪芹对笔下的闺阁才女给予的同情更加深厚宽广，虽然也有批评家认为曹雪芹写女性还是带有“香草美人”以自寓的因素，但不可否认，“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是曹雪芹开篇伊始即明确表达的著书方向，表现了作者对于女性尤其是闺中少女的尊崇。而且《红楼梦》这部小说确实更为立体地反映了闺阁才女群体，才女薄命的走向既充满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意义。“薄命司”中不只有才高早夭的黛玉，还有青春枯槁的李纨和宝钗、独守青灯的惜春、错嫁的迎春、远嫁的探春、沦落的妙玉等，单就这一点来看，小说作者在对女性形象的创造与塑造上就比其前辈和同时代者更为严谨深入。再者，作者关注闺阁才女群体，不只揭示了她们最终的人生结局，更多的是描绘她们人生的发展轨迹，她们的欢乐与悲伤，精心而细致地铺展开对闺阁群体整体形象的塑造。作者虽然没有给出带有结论性的意见，其一片苦心已不言自明，而且读者亦有机会循着作者的指引对闺阁才女的悲剧命运作出有依据的思考。
综上所述，《红楼梦》对闺阁才女们的集中描写与清代闺阁才女的生存状态具有微妙的互文关系，历史语境与小说文本存在着复杂的交织渗透，双方互为表里，阐释了闺阁才女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在清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以及文本呈现。不可否认，清代才女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投射在《红楼梦》文本中，仅从本书并不全面的讨论中即可以清晰见出其对小说作者塑造闺阁才女这一群体所带来的影响，无论是素材上的还是观念上的。正是这种影响与作者的创作才华相结合，从而促成《红楼梦》中的才女群像成为社会群体具有代表性的缩影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对清代才女文化与《红楼梦》才女群体进行三方面的特点分析，我们了解到清代闺阁女性的教育水平、文学成就相较前代大幅提高，文学女性不断涌现，这些成为《红楼梦》文本产生的基础，而《红楼梦》对此都有所反映，尤其着眼于闺阁才女的群体形象，生动再现了以作诗结社为主的闺阁文学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作者最大限度地抛开了男性视角的局限，着眼于才女薄命主题，通过丰富而细腻的描写，对才女群体的人生命运作出了极有诚意的艺术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