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之风，蔓延闺阁
明清之际女子结社之风渐兴，在清代更是大为发展，女诗人们结社吟咏，甚至出版诗集。清晖楼主在《清代闺秀诗钞》序言中说：“至有清一代，闺阁之中，名媛杰出，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等，至今脍炙人口。”[9]“钱唐御史钱肇修的母亲顾玉蕊，工诗文骈体，有声大江南北，曾经集合能诗的女子，组织蕉园诗社。”[10]比较知名的女子社团主要有：在南方，以袁枚、陈文述两位支持女子文学活动的大家为中心发展而成的随园女弟子和碧城女弟子两大群体；在北京，由沈善宝、顾太清、许云林等贵族才女组织参加的“秋红吟社”。除此之外，各地都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女子诗社，多以家族内部交游为主。“（朱）淑均字莲卿，浙江海宁人……（朱）淑仪字菊卿，淑均妹。幼相倡和，比长，同归查氏为妯娌。刻有《分绣联吟阁稿》”，“（朱）雪英字韵梅，江苏吴江人，……韵梅为女史翁珠楼之媳，与小姑月贞俱能诗。沈归愚序而合刻之，名《联珠集》”，“（何）佩玉字琬碧，……与姊佩芬、妹佩珠俱娴吟咏”[11]，“商景兰家的景兰姐妹、二媳、四女都是女诗人，……归安叶佩荪家，才女有二妻、三女、三媳，以继妻李含章最著名；张学象姐妹七人，郑青苹姐妹九人都有诗才……”[12]
社会大环境对于女子习文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尤其不少有名望的学问大家以及其家族对女子的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较为理解甚至称得上支持，所以有清一代女子文学创作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活动都相比前朝大为发展。名盛于时的袁枚广收女弟子，大受拥戴，“随园先生，风雅所宗。年登大耋，行将重宴琼林矣。四方女士之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及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13]知名大家女弟子的集会与酬唱亦较受关注，不仅人数多且水平较高，我们目前所见如《碧城仙馆女弟子诗》《随园女弟子诗》都收录了数十位女诗人的作品。她们的集会往往打破常规、引领风尚，被视为一时盛会，为人所津津乐道。“一日者，遇诸女于虎丘，日将癫矣，偕坐剑池旁，相与谈《越绝书》《吴越春秋》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复，旁听者缙绅先生，或不解所谓，咸也。有识者曰：《山海经》称：‘帝台之灵石上，帝所以享百神也。昨千人石上，乃毋真灵会集耶！’”[14]在这样的集会中，才女们暂时地抛开了温柔敦厚、循规蹈矩的淑女举止，展现出挥洒自如、倜傥不羁的风范，俨然在摹仿追随当世之才子名士。
虽然如此，能够真正走出闺阁、张扬才情的先锋女性毕竟还在少数，享受与男性平等的交游创作的机会依然非常罕见。吴藻与张襄是一生挚友，但二人只在道光六年（1826年）春天碧城女弟子的集会中相聚一次，此后终其一生都再无机会重聚，剩下的岁月只能“从此天涯明月夜，各自凄凉”，才女们的学术交游情形大抵如是。礼教大防是闺阁才女们难以逾越的壁垒，结社吟诗并非女子正务，正如薛宝钗一再提示姊妹们的“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林黛玉纵然诗才不凡，但也只享受与家中姊妹娱乐交流，并不愿自己的作品为外人所知。她临终前挣扎着烧毁了自己的所有诗稿，是清高自矜，也是迫于礼教观念的重压。就像女子教育更多还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一样，更为多见的女性结社往往也是以家族为单位，围绕着富有诗才的女性长辈，闺阁才女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吟咏团体，她们局限于狭窄的庭院之内编织着自己广阔的文学梦想。亦因此，比较常见的闺秀作品集多冠以《长沙杨氏闺秀诗》《李氏闺媛诗钞》《袁氏闺钞》《吕氏三姊妹集》之类的名称，以突出闺秀群体的家族合理性。
《红楼梦》对大观园中女子结社的描写形象地展示了明清之际的闺阁结社风气。虽然清代女子结社在闺阁之中尤其是世家贵族女子之间较为流行，也有不少诗作传世，但缺少具体形象的文字记录。通过《红楼梦》中的描写，我们可以更明晰地了解贵族女子结社的具体情形。“偶结海棠社”是大观园诗社活动的肇始，虽名为“偶结”，其实质上却又具有极大的必然性。前文的情节如“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等一再铺叙，展示了各位才女包括宝玉的学问见识、敏捷诗才，为最终的发起诗社作了铺垫。探春最先号召结社，颇有雄心，“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各位姊妹纷纷响应，还都用了别号以示诗翁身份。虽然约定不带闺阁字眼，但无论出题限韵还是结社集会都充满少女雅趣，如海棠社、菊花诗、芦雪广即景联句、桃花社、凹晶馆联诗等。在多次结社活动中，才女们或格律或歌行，或联句或制词，不拘一格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当属黛玉、宝钗，二人竞才争胜、冠盖群芳，而身为“须眉浊物”的贾宝玉则几乎次次名落孙山，心甘情愿地成为姐妹们的陪衬。
芦雪广联句后，再次落第的宝玉接受去栊翠庵折红梅的任务作为惩罚，但看那“美女耸肩瓶”中的梅花，就已沁人心脾、赏心悦目，“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兰蕙”，而乞梅与赏梅的过程则又成为少女们作诗的题目。“诗社热闹，点染艳绝。妙在栊翠庵乞梅一段文字，笔墨有手挥目送之巧。”[15]就算涉及现实问题，如薛宝钗为史湘云计算起社花费，也在务实中透露出大家气象和少女浪漫。宝钗建议做东道的湘云请大家吃蟹赏桂，“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选题限韵也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诗社当天“藕香榭已经摆下了，那山坡下两个桂花开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个上面设着杯箸酒具，一个上头设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诗社成员三五错落，垂钓观花、饮酒吟诗。而在各场结社活动中，少女们的诗作更是在摹写性格、铺叙内容、隐含线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已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重视，多有论述，本书不再赘述。
可以说对于大观园诗社的描写字里行间充满了闺阁情趣，将困于自家庭院不得抛头露面的少女们的生活景象进行了生动而诗意的呈现。这些描写最能集中展现红楼才女的群体形象，也通过在群体中个人行为的相互比照，将个人性格展现得更加鲜明充分。脂批云：“闺中女儿能作此等豪情韵事，且笔下各能自尽性情，毫不乖舛。”[16]这种“烘云托月”的方式是古典小说描写人物群体最常见的方式之一。
谈到描写闺阁才女群体，笔者不禁联想到另一部描写闺阁才女事迹的小说《镜花缘》。除了前半部光怪陆离的异域奇闻外，《镜花缘》后半部对少女集会结社的描写非常集中，在“放黄榜太后考闺才”之后，百花齐聚一堂，展开了连篇累牍的宴游描写，如“奉宠召众美赴华筵”“百花齐聚宗伯府”“众美初临晚芳园”等。《镜花缘》中闺阁少女的游艺结社活动与《红楼梦》中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闺秀联句争胜、制灯谜显诗才等，这种文本的互相交织、照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女子结社活动的共性特征，体现了社会生活对作家作品的渗透，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红楼梦》在才女结社活动方面描写的可靠程度。
《红楼梦》描写结社活动的最终目标在于呈现人物，而《镜花缘》则在展示才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镜花缘》在游艺活动方面的过度发挥将两部作品的差异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镜花缘》中女孩子们一次次的吟诗宴饮难免流于雷同，动辄借人物之口大谈棋谱、牌经、斗草、酒令、灯谜等游艺学问，“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作者颇以小说内容的博杂自矜，而人物反而被淹没在丰富的内容之中，成为作者张扬才情、卖弄渊博的道具。从作者自己的表白亦可见出其写作心态：“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其友方抱幽忧之疾，读之而解颐、而喷饭，宿疾顿愈。”[17]无怪乎鲁迅认为该作品“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18]。
总之，在清代闺阁之中，尤其是在富室大族的女眷中，结社游艺是女性集会的一种重要方式，体现了女性知识水准的提高和她们对男性交游活动的羡慕摹仿。不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范围结社还是较为常见且能够为封建礼俗所容忍的现象。家中女眷爱好文学互相影响成就一门风雅，“或娣姒竟爽，或妇姑济美，以济母子兄弟，人人有集”[19]。而《红楼梦》中众女子的结社活动艺术地再现了这种社会风尚，同时通过对结社活动的描写成功凸显了红楼才女的集体形象，不失小说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