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家间的隔空对话

前文已经提到，黄小田在《儒林外史》评点中，不仅对正文做评，也对卧评多有议论，仿佛两位评点家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黄小田的评语姿态各异，耐人寻味。

这些评语中有赞同的，比如卧评第一回回后评说：“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书中诸人影子，其所谈论又是全部书中言辞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关系。”黄小田赞美道：“妙批。”卧评云：“娴于吟咏之才女古有之，精于举业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于举业，则此女子之俗可知。盖作者欲极力以写编修之俗，却不肯用一正笔，处处用反笔、侧笔，以形击之。写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写编修之俗也。”黄评曰：“此评确极。”也有反对的，卧评认为“严老大一生离离奇奇，却颇有名士风味”，黄小田反对道：“此批不合，如此混账哪得以名士例之？即曰讥之，亦不合也。”还有讨论补充的，第三十七回，对于祭祀泰伯祠的情节，卧评赞道：“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孙通、曹褒之手，觉集贤学士萧嵩之辈极力为之，不过如此。堂哉，皇哉，侯其祎而。”黄小田评曰：“此评过迂，不过相题立言而已，何必过赞？”无独有偶，评点《红楼梦》的王伯沆也曾经对版本中自带的王希廉评语作了批评，在其中展现了评点家之间的思想交锋，在赞赏、辩难与争论中走向评语的进一步丰富充实。

其实，除了这种评点家直接下场批评别家评点的有趣现象外，还有不少迹象表名，评点家的评点行为并不是封闭孤立的，普遍存在着互相渗透借鉴和影响。就黄小田的《红楼梦》评点来说，既受到了其他早期评点本的影响，也对之后的评点产生了影响。东观阁本作为最早刊刻发行的《红楼梦》评点本，其批语对之后的王希廉、姚燮、刘履芬、陈其泰等人的评点都产生了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黄小田的评语就直接抄录了东观阁本的批语^[21]，并对之后过录其评点的杨葆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在黄小田评点《儒林外史》的过程中，评点家互相影响的痕迹更为明显，黄小田在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涯中，与张文虎结为好友，“二人过从甚密，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清王朝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黄小田、张文虎辈也不能不有激烈的怨怼之词，也许这也是他们共同喜欢《儒林外史》《红楼梦》的重要原因吧”^[22]。由此开启了《儒林外史》评点的小团体，李汉秋先生称之为沙龙，“天目山樵评点《儒林外史》在黄小田之后。当时在南汇和上海，形成了一个以天目山樵为中心的《儒林外史》沙龙，他的评点未刊前就在沙龙中传阅，他自己说先后借给雷谔卿、闵颐生、沈锐卿、朱贡三、杨古酝、艾补园过录”。而黄小田正是沙龙的肇始者，因此，李汉秋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天目山樵评点《儒林外史》应当说是在黄小田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的，黄小田实际上是这个‘《儒林外史》沙龙’的先驱，他不仅与天目山樵交契甚深，而且同这个沙龙里的杨古酝等也有直接交往，在《礼部遗集》里还可以看到他的《寄杨古酝》等诗作。”^[23]

可见，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当时的小说评点领域并不少见，反映着小说评点在当时不仅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模式，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的事实。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将评点的类型分为“文人型”“书商型”和“综合型”，并指出小说评点者的不同类型，“小说评点者大致由文人、书坊主和小说家自身三种类型所构成。这三种类型的小说评点者在批评目的、情感旨趣和理论思想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概括起来说，文人的小说评点比较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他们所选取的小说作品也有着明确的情感指向性；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在小说评点中以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而那些与小说关系比较密切的文人评点和小说家自身的评点则兼顾了评点的主题情感性和商业传播性”^[24]。虽然这些类型之间并不能清晰地完全区分开来，其间有着交叉，但是基本来说，以市场意向为旨归的书商型评点活动还是出现在早期，而随着越来越多文人的加入，冲淡了小说评点的商业味道，传播的范围也在缩小。

因此，小说评点早期的相互渗透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版权意识并不强，书坊主人或者评点者为推销小说而积极借鉴，更接近一种趋利的商业行为。而之后则渐趋演变为评点家的个人行为或文人群体行为，反映了文人加入小说评点领域后，使其逐渐精英化、精致化的趋势。小说评点日趋成为文人自娱自乐的方式，并不以刊刻出版、广泛流行为目标。在自评自赏的过程中，评点家也自觉不自觉地对前人的评点发表意见，并受到友人同好的影响。并且，因为文人评点只在小范围内传播，也促成了文人之间互动的特殊方式，也就是李汉秋先生所说的文人沙龙。这一文化现象在黄小田参与的《儒林外史》《红楼梦》两家评点中都有体现，黄小田可算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所参与的评点活动呈现了小说评点步入文人型阶段的典型样貌。